从部队来兵团时的现役军人普遍提了一级，来之后又一提再提。四十四团朱元录在部队是俱乐部主任，到兵团后先当团政治处主任，很快提了团长。在这样的局面下，不可能心情舒畅团结共事，引起尖锐的矛盾就顺理成章了。想不到干了多少年的共产党，现在变成了民主人士了，真是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呀！
把我下放到四十四团的初期，并不安排我具体职务，由政治处主任李廷弼在团直属的群众大会上宣布我是团领导。也许是怕我在边境地区逃到苏联那边去，就让我手持镰刀，到哈密铁路以北的三营七连，带领一帮下乡小青年割了整整四十天的麦子。我那时候的思想还没有从文化大革命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认为这样做正是我立功赎罪的好机会，所以我是拼命的劳动，处处起模范作用，我用管理士兵的方法领导几百个小青年，他们都听我的指挥，白天领着他们下地，阴天下雨就给职工们做形势报告，我用风趣的语言，生动的事例，带动了大家的情绪。我开始到四十四团时没有人了解我，后来他们隐隐约约的知道了我的身世时，才有人尊重我，再结合我的实际行动，在团里也就有了点名气，虽然不是肃然起敬，倒也有七分地看重。四十天割麦子虽然辛苦，倒也称心如意。秋收之后，任命我为副团长，又过了一段时间改任我为副政委。一九七一年十月，他们大概是觉得我的资历和德才表现，似乎职务低了，据说为了落实政策，调我到四师政治部当了个副主任。请看!我在那时也姓“副”了。为了让我知道感谢解放军，四师政委给我谈话时说：我们有好多行政十四级的老团长还有没提升呢！
关于这一点，我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这就是，宁可升你一级，把你拉到师部来，也不能让你在团里任正职，因为凡老百姓都得姓“副”。这如同国民党军队里的营长升“团副”，夺了你的兵权，明升暗降的鬼把戏，让我感谢你什么呢？升了你的官又把你的手脚綑得死死的，政治部正副主任有五个，只有我和张一千是转了业的老百姓，分办公室，他们三个占阳面，因为他们的军装怕潮湿，我们两个老头分了潮又冷的阴面，因为他们不论什么事都得冒个尖，占点小便宜。分工作，组织、干部、保卫三科不让老百姓插手，让我分管宣传和文化教育，张一千的工作最奇怪，不让分管哪一个科室，让他负责“农业生产中的政治工作”，这算是精心的安排，奇特的创造啊！张老头比我可怜，由于没有具体的工作，天天卖零工，连续两三年，在风雪天让他到东方红的林海雪原中管理伐木的活计，这老头患有肺气肿，脑动脉硬化症，气管炎，这差事差一点要了老命，而这帮“丘八老爷”躺在热被窝里不下去。那个政委李义坦，每天晚上约了两个女青年和他打扑克，后来提拔她当了常委，这女常委被称为“打扑克的常委”，到了睡觉前便请一个女医生到他一个人住的办公室去打针，因为白天工作太忙了。
到兵团不到两年，我就睡醒了，我一看这名义上是成立兵团，实际上是对农场实行军事管制，把原来农场的转业官兵，看作是刚解放时的国民党的遗老遗少。基于现役军人对农场干部职工的这种错误看法，根本不能在政治上以平等的态度待人，说农场干部在政治上受压迫，未免有点过份，但也实在挑不出别的字眼来形容它。现役军人，“支左”有功，他们居高临下，处处以主人自居，把老百姓视为贱民，动辄训斥，随便骂人，比造反派有过之而无不及。
四十四团有个作训股股长丘火生，湖北人，因为他一贯吹胡子瞪眼，好发脾气，一触即跳，点火就着，人们管他叫“火神爷”，后来他的名字就变成了“丘火神”。
一九七0年冬季，各团的农业连长（过去的生产队长）都集中裴德农大旧址的师部集训，会场秩序有点乱，副参谋长大动肝火，主持会议的张胖子参谋指着大家说：“参谋长训话，你们都竖起耳朵来听着”，引起了与会者的不满，人们知道只有兔子才能把耳朵竖起来，岂不是骂人？(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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