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组建兵团的目的上说，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它是为屯垦戍边、建设巩固的边防线，防止外来者的侵略。原来的农场干部职工对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抱着很大的希望。与此同时，从北京、天津、上海、宁波、杭州等大城市，以及黑龙江省各城市输送来大批知识青年。可以说，全体干部职工，知识分子都为兵团的诞生而欢呼。在建立之初，从沈阳军区所属各部队抽调了一大批现役连营团师干部，总数号称“三千子弟兵”配备到兵团搞建设，由于人民解放军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崇高的威望，原农场的人员都怀着喜悦的心情，给以热烈的欢迎。
我是在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日那一天，被从总局机关下放到四师四十四团的。由于我自己也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所以就抱着立功赎罪的心情来对待新的工作，决心做出新的成绩来回答上级对我的宽大处理。而且我也是刚从部队转业下来的干部，对人民解放军有着深厚的感情，因此我满腔热情地希望生产建设兵团能彻底改变过去的局面。可是事与愿违，种种事实使我的幻想彻底破灭了，因为在八九年的时间内，生产并没有搞上去，该亏损的仍然亏损，而且，在现役军人和原农场干部职工之间造成了尖锐的对立。追究他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建设兵团的现役领导人，根据沈阳军区的指示意图，仍然是执行文化大革命的那套极左路线，使他们以神仙皇帝，救世主的面目出现在人民群众面前，飞扬跋扈，盲目乱干，横冲直撞，对老百姓吹胡子瞪眼，激怒了一大群老百姓，给广大干部职工留下了极坏的印象，直到现在，一提起兵团时期的某某军人领导，大家还吐口水。
首先在思想认识上，他们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农场的一切事物，认为原来的农场是由于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路线而烂掉了的单位，而直接称之为“旧农场”，既然是旧农场又必须彻底打烂。而他们自称是来改造旧农场的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执行者，把一九五八年从部队转业下来的十万转业官兵说成是彭德怀的兵，一律称之为旧干部，而他们自己则是林副统帅的兵。这些污辱人的称呼，伤害了农场干部的自尊心，引起了极大的厌恶和反感，他们感到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而反对这种提法，为了让农场干部口服心服，乖乖地就范，在四师的干部大会上展开了一场“过去的农场旧不旧”的大辩论。他们从农场干部中选出了几个“积极分子”为旧农场提出了十几条旧的根据。怎奈事不凑巧，天不从人愿，一九七0年林彪乘机叛逃投苏，葬身温都尔汗，给自我赞美的人面皮上抹了一把灰。从此之后便听不到“林副统帅的兵”这种说法了，不过农场干部则故意地守着当兵的自称“我们是彭德怀的兵”。在彭德怀被摘掉了反党帽子以后，这些“丘八老爷”就觉得以某个人来划线的分类法实在不高明。
生产建设兵团刚一组建，首先从原农垦总局的领导机构进行改造，他们拆散了原来的组织机构，砸烂了原来的指挥系统，把局长王正林、副书记蒋寿鹏、政治部主任赵清景统统踢走，夺了他们的权，大搞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九六九年七月又把总局机关和直属单位的一千多名干部职工、科技人员和家属子女象赶鸭子一样地，在一周之内统统赶到各个农场去劳动，或者降职分配，这样好腾出房子让他们自己住，留出位子好让他们当官。后来大概是觉得这样做未免太露骨,太不得人心,太不象嘴上声张的“五湖四海”政策了，就又把王正林、蒋寿鹏要了回来，摆个样子，装璜一下门面，大吹大擂的宣传一番说明他们“落实政策”了。此后又陆续地从各师团选择调了一批富有造反精神的青年人，担任了兵团常委，如张常委、焦常委、朱常委、康常委、姚常委……。各师、团也如法炮制，也选了不少常委，如四师的李常委、谢常委、万常委等等。
在组织路线上，使用干部大搞派性，排斥压制异已，凡是一级职务，不看级别和资历能力，凡是现役军人一律任正职，当第一把手，而农场的干部一律任副职。出现了二十一级的现役股长任团的生活股长，而十七级的农场干部任副股长的畸形配备。总之，凡是军人都姓“正”，凡是老百姓都姓“副”。由于整个兵团都按照这一种格式来安排工作，不得不使人怀疑这是沈阳军区的规定，而沈阳军区也是沿袭文化大革命对老干部不信任这种路线而制定的。我的猜测是得到了证明的，比如：一九六九年秋未，四师召开各团的现役军人干部开会布置工作，四十四团洪参谋长在党委扩大会议上传达说：“要提高警惕，严格防范，不要让那些挨过批斗的干部逃到苏联那边去”，话刚说完就发现我就坐在一边，我不知道他是否知道我也挨过批斗，但他们对农场干部不信任是得到了证实。我知道自己当过走资派，不得不处处约束自己的行动，四十四团团部和两个营都和苏联只隔有一道铁丝网，因此我到那个单位去就主动向团领导请假，说明去向和时间，免得让人家担心。不过到了团里，他们对我比造反派客气得多，大会上还宣布我是“团领导“呢。(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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