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健顺同志回忆录35:朔源文化大革命

烟雨蒙蒙 发表于2016-05-07 20:02:12
在军事上有一种战法叫做攻击敌人,实行各个击破。在具体运用上,假如面对着两个强大的敌人,不能同时进行攻击,用两个拳头打人,就等于四面树敌,自我孤立。只能用离间分化,先打击主要的,再一个一个的收拾。在这种情况下,打击甲方,可以和乙方进行有条件的联合,以稳定乙方的情绪,减少自己的后顾之忧,待战胜了甲方之后,再来对付乙方。这无论在战略上还是战术上都有成功的先例,也是巧妙灵活的斗争策略。这种逐个消灭对手的事例在历史上层出不穷,最简单的事例是:韩信奉命东征攻齐,他平定了齐地以后,请求刘邦封他为假齐王,以安定齐地,刘邦骂道:“我被项羽围困在此,日夜盼你前来救援,你他妈的还想当个齐王”!想派人去征讨他。张良和陈平,掂起脚根对刘邦说:“现在的形势对你很不利,你能够禁得住他为齐王吗?不如将计就计,立他一个假齐王,以礼相待,不然,他会发生变乱的,”刘邦一听就明白了,又骂着说:“娘的,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为什么要立个假的,就封他个真齐王吧”!随派张良前去封韩信为王,并调动韩信的兵马去攻打项羽。打败了项羽之后,刘邦就定计把韩信抓了起来,降了他的职,只封他个淮阴候。后来吕太后听了肖何的计谋,把韩信抓起来杀了,免除了心腹之患。韩信临死的时候说:“我后悔不听蒯通说的: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马藏,敌国破,谋臣亡啊!”韩信是刘邦手下一员猛将,为刘邦称帝立下了汗马功劳,最后遭诛而死,令人叹惋。
我们研究这段历史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类此事例历史上经常出现。有人说:只能和皇帝一块打天下,不能和皇帝一块坐天下,不是没有道理的。象明朝皇帝朱元璋,原先是个讨饭的叫化子,靠了文官武将之力才当了明朝第一代皇帝,可他却制造了“火烧庆功楼”的惨案,放火把从前的功臣良将全烧死了。现在我们回忆一下中国革命的历史,看看有没有类似的地方。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曾先后出现过国共两党团结合作的局面,旋即挥师北伐,那时候的共同斗争目标是打倒被世界列强支持的军阀,由于两党团结,一鼓作气打到了武汉长江,取得了北伐战争的初步胜利。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共产人只好荷枪上山,打了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双方相持,不分胜负。我们面对着当时两个强大的敌人,只有傻瓜才同时伸出两个拳头去打两个敌人,谁都知道这是自取灭亡的一着。如果我们把矛头仍然对着国民党,那必然是“骛蚌相持,渔人取利”,国家的灭亡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而制定的。这在哲学理论上叫做: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退居第二位,解决了主要矛盾,其它矛盾便可迎叉刃而解了。几经斗争,第二次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新局面就开始了。
按照我党的长远目标,岂不是要联合两党之力,首先驱逐日寇出中国,然后回过头来再解决和国民党的矛盾吗?可是国民党也不是没有政治头脑的,他也是要在打败日寇之后,再来和共产党较量的。当时国共合作之所以能实现,是因为那时有日寇侵华和谁也不愿意当亡国奴的愿望。可是从远处看,在解决了民族问题之后,国民党和共产党无论如何是不能和平共处长期共存的。蒋介石在世时曾说过,不消灭共党死不瞑目,在他死之前从来也没有放弃过反共政策。因此在八年的抗战中,双方一直是在抗击日寇的同时,扩充兵员,积蓄力量,有待将来决一雌雄。事实上在日寇投降之前,国民党发动数次反共高潮,一九四一年还命令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祥等亲自派头子率领十万大军围攻新四军部队,制造了有名的“皖南事变”,抗战八年,双方部队摩擦斗争了八年,谁都看到了一步棋,在打败日本后,国共两党必然会爆发一场所大战,事实也正是这样发展的。可以说,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过程,也是两党“同床异梦”,或者说是同床同梦的过程。现在我们又提出了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倡议,在“台湾回归祖国”的条件下做了不少让步,表明可以实行“一国两制”,允许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并保留自己的军队。依我看这只有千万分之一的可能性,十有八九要流于空谈,因为现在没有实现第三次合作的现实条件,国民党也没有那种愿望和要求,一厢情愿是不行的。
从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来考虑,这种借此攻彼先外后内,各个击破的斗争策略,对于击败民族敌人,阶级敌人来说绝对必要,不运用这样的策略断然达不到革命胜利的目的。我们不能象宋襄公那样和楚国军队讲仁义,他“不鼓不成列”,结果吃了败仗。被对方刺伤了大腿。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把这种手段用之于党内,用来对付自己人,又是绝对不可以的,否则就会造成自相残杀的悲剧。出人意料之外,这种局面终于出现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蒋介石隅居台湾孤岛苟延残喘,现在有可能有条件来清扫内部了,在大陆上剩下了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阶段它是革命的同盟军,尽管它在政治上软弱的,对革命的态度也是动摇不定的,但它终究是可以团结力量。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总要斗争一番,以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国家政权。按照时间的顺序一九五二年的“三反五反”,对民族资产阶级来说是在经济上的反击,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是在政治上的打击,两次较量,民族资产阶级被打得一败涂地。外围已经打扫干净,从一九五八年开始,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自己人。“四清运动”中提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奠定了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历史上最深重的灾难。
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和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利用了林彪这个马前卒和“四人帮”,拼命地祸害革命老干部。林彪想当接班人,丧心病狂冒劲的整人,“升一批、保一批、罢官一批”的口号就是他提出来的。这个手举红宝书的副统帅,宣誓永远忠于伟大领袖,他自己说要做一个磨盘,永远围着核心转。最令人费解的是在刘少奇等中央领导被整死以后,居然携带老婆孩子去投苏,在温都尔汗掉下飞机丧了命,变成了叛徒,其中的奥妙,我们是搞不清楚的,恐怕得五十年后才有人会把实情说清楚。当有人提出疑问:一架完好的三叉戟飞机为什么会坠落的时候,上级解释说并不是用导弹打下来的,恐怕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话。正象一个人身上发痒便动手去摸痒处,摸出了一个小虫,一看是一只虱子,怕人家说他身上长虱子,便丢在地上,嘴里还念叨:“我以为是只虱子,原来真是虱子。”
从我党历史上的反对陈独秀开始,到张国煮,李三立、罗章龙、王明、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黄克诚、刘少奇直至林彪,在一九七六年以前概括为十一次路线斗争,这不能不使人怀疑,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何其多,党内的路线斗争又何其杂啊。(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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