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学院任教的教授、讲师、助教，附属医院的医生，绝大部分是原班人马，并且还接受了刚解放时还未毕业的三百多名学生。我们自己从东北过来的教学人员则是少数，大部分是担任学院和医院的各级领导，这部分行政工作人员都是过去善于冲锋陷阵，攻城略地，南征北战的工农分子，有的粗通文字，有的连学校大门也没有进过。他们虽然有一颗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红心，但是对于管理文化部门却是门外汉，而原来的教师、医生和学生，绝大多数出身于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家庭，有的曾留学英、美、日、德等资本主义国家。如原来的院长王子轩，还娶回来一个日本的妻子。如果不是出身富贵，广有资产这一条，他们也达不到现在的这种地位和职位，在旧社会，不是家中有钱是读不起大学的。他们一代代的接受资本主义思想的熏陶和国民党的反共宣传教育，个别人的家庭还直接吃过革命战争的苦头，不用分说，他们中有的人对共产党抱有天然的仇恨，有的人对共产党并不欢迎，还有一部分人游离于中间状态，革命的知识分子在这里也是施展不开。比如讲师赵子鹏的弟弟倾向于革命，结果被迫害致死，是属于拥护共产党的少数。在我们接收这个学院的时候，就听到有的学生编了些顺口溜，说什么“主席毛泽东，办事儿真不公”，有的人攻击土地改革，说“河可无鱼，虾子为大”，意思是说既使没有地主，也要拿个冒尖的富户当地主斗。这和国民党编造的“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是一脉相承的，反正是对你不满就是了，只不过大势已趋，不可挽回，只好低头忍受，说不定有的人也象越王勾践一样，卧薪尝胆，以图东山再起呢。
当时党的方针政策也和全国一样，用无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这个学校，对这些知识分子用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使广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服务。实践证明这种团结、教育、改造的工作是成功的，但是也是长期的、艰苦的。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到一九五五年，其中经过了“镇反”、“三反五反”和长期的政治学习、批评教育，消除了部分人的抵触情绪，使很大一部分人的立场转向人民方面来，个别的先进分子还加入了共产党，在这五、六年的过程中，两种阶级之间的思想斗争是相当激烈的。
在接收这所学校的开始，原有人员和我们这些军人之间，隔着一道鸿沟。他们一是嘲笑我们不懂科学，一是嫌我们大老粗又脏又穷。那些资产阶级出身的小姐，一遇到我们，就掏出花手绢掩鼻而过，生怕沾上什么土气，我们这些拿枪杆子出身的人，也不愿意嗅到她们身上的花露水、雪花膏味。在聊天的时候也是各自一伙不合群，是典型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油水不相溶合。当我们走过他们身旁时，他们或者是用英语交谈，或者就干脆不吭声，按照军队的惯例，每逢星期六下午，是党团活动日，党员在大礼堂开支部大会，学校停课，他们也就借这个机会聚集在图书馆里祈祷上帝，高唱圣母玛利亚的赞美诗，还怕我们听不见，故意把窗户全打开。每次进了学生食堂，那些基督教徒们先是坐在桌边，双目紧闭，口中念念有词，祷告一阵子再开吃。早晨吃稀饭，有钱的学生都向碗里打两个鸡蛋，以滋补身体，在我们看来，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们这些无神论者，看见在军队领导下的院校中盛行这种公开的宗教活动，硬是不舒服。有些同志性急，不问历史渊源和当时的现状，主张军队的院校就应当和野战部队一样，明令规定禁止宗教活动，要遵从共产党的绝对领导。由于这个问题牵扯到知识分子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不好截然取蒂，只好规定，要作礼拜的可在星期日到市里的教堂里去。
一九五0年夏天，中南军区卫生部政委胡登高，到学校视察工作，召集全院人员开大会做报告，其中有一个内容是动员原有的学生参加解放军。胡政委是工农出身，道理没有完全说清楚，思想工作也没有做到位，他在台上讲，只见许多学生在台下抿着嘴巴笑，就以为学生们都同意了，心想，参加解放军是光荣的事谁还不高兴呢？他不知道，参军是否光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这里面有个阶级立场问题。散会以后，就通知各学生队到总务科去领军装，不分男女每人一套。这些学生开始没有弄清是什么原因，有的人就说，共产党给咱们江西老表衣服穿，不穿的是傻瓜，整整一下下午，几百人都把军装领了回去。胡政委心里很高兴，可是学校里议论纷纷，风波四起，有的学生趁机造谣，说这是“共产党骗我们到朝鲜战场当炮灰，我们不能上那个圈套，我们只会摇笔杆子，不会耍枪杆子……”。经过这样一番煽动，各学生队一串连，在第二天上午全部把军装送回了总务科，使人感到啼笑皆非。
有个别旧文人和学生思想非常反动，他们结成小团伙，秘密社交往来，辱骂人民政府，反对共产党的现行政策，抵制土改运动，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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