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还在抗日战争没有结束的时候，我们党就在部队中进行政治教育，说明要把日本帝国主义的当权人物和日本人民区别开来，把东条英机和华北的日本侵略军头子岗村宁次同一般的日军士兵区别开来，因为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当权人物发动的侵略战争，也给日本国的劳动人民带来了灾难，数百万日军士兵在中国战场和南太平洋战场战死，遗留了国内的千万个孤儿寡母，这都是日寇永远也偿还不了的血债。我们当时在战场学会的对日军士兵的日语喊话中，就有“我们都是劳苦人民，我们互相之间没有任何仇恨，我们的共同敌人是日本的军阀财阀”的句子。不管这话日军士兵是否接受，但它体现了我党对日军的方针政策，我军的宽待俘虏政策也是基于这种考虑而制定，同时也是符合国际法准则和人道主义原则的。
日本投降后，我目睹随日军迁来东北地区的日本侨民对中国人那样卑躬屈膝，唯唯喏喏的样子，除了有点嘲笑之外，还真有点怜悯之心，因为无辜的他们，成了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牺牲品。我军所到之处，日本居民家家门前都贴了“自治军的大欢迎”的千篇一律的标语口号，不分男女老少，见了军人就鞠躬，还说一句我们听不懂的恭敬话。让他们腾房子给军队住，不出一小时就搬走了。在鞍山，我要向日本人借收音机用，文书施尚国说：“日本人把收音机叫做“辣椒”，我按照他告诉的话向日本人去借“辣椒”，那日本人一边说：“大大的有”，一边捧出了一大堆辣椒来。
在东北刚刚解放的一段时间里，受难的中国百姓在大街上遇到了日本人，不论是男女老幼，上去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常常是把他们打得鼻青脸肿、顺口流血，谁也管不了，在这其中也夹杂着一些流氓歹徒，他们趁火打劫，闯进日本人的住宅，玩弄了他们的女人，把财物抢走，这些现象从侧面也反映出中国人民的民族仇恨，他们起来报复也是在所难免，假如不是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激怒了中国人民，他们的一般侨民怎么能受到这种待遇呢？
日本投降以后，属于中国人的那些伪满州职员回家后还有自己的田园土地，作为生活的用度，那些在机关任职的日本人就难以维持了，他们只好依靠变卖衣物、首饰来艰难度日。一些伪满的高级职员家的小姐太太，也只好捧着方盘子卖纸烟等小商品挣点钱，谁要买她一盒烟，她们除了说声：“阿里阿叨，古扎一马司”，还向你鞠一个大躬。
一九四六年春天，我们驻军在辽阳市一家化学药厂，有一个中年妇女跑到我们连部来报告，说是一个日本杂种污辱了她，要求我们替她出气。具体经过是：这个妇女到日本居民的住宅楼，问问他们有什么可变卖的衣物，这个可恶的家伙，用两手掐住腿裆向前一拱说：“这个的有，你的买卖的干！”我们连长一听就火了，说象这样的死硬分子就该好好收拾他一顿！随即命令文书施尚国带几个战士去抓他，结果从水泥垃圾箱子里把他拽了出来，拖到连部，不由分说，上去就是一顿耳光子，打得他跪在地上求饶。后来又把他们的“苦米侨”（居民组长）找来，这位组长问明了情况，上去又是一顿大耳刮子，骂几声“八格牙鲁”，挨打的那家伙立正站好，一动不动，挨一巴掌就喊一声“哈衣”。后来又是一顿训斥说：“我们日本人从前欺负中国人，现在投降了，你还这样无理吗？！”最后把他领走了。
不出几天，炊事班又押送一个中年日本人到连部来，这个日本人承认了用麻袋到我们伙房去偷高粱米，说他们家没有饭吃了。连部的通信员小梁上去也是一顿嘴巴子，打得他跪下来叩头，一个劲儿的说：“斯米马森”。伙房的上士班长听错了，操起棒子就要打，说：“你他妈的小偷地干活，还要骂人！你妈才死呢！”我一看情况不妙，真要打死人，影响也不好。我制止说：“不能再打了，我们在战场上对于缴了枪的敌人还不打不骂呢！”后来我通过施尚国向他训话，告诉他不应该当小偷，就把他放走了。临走时他鞠着躬说了好多感谢的话，我只听懂了“阿里呀叨，古扎衣马斯”。
从这些事件中可以看出我们的战士也和我一样，对于日本人也积累了满腔怒火，一遇机会就会爆发，如不适当的引导，很可能要出事。因此我经常在连队里向战士们做解释，要求大家遇事要分清是非，区别对象，不能把一般日本侨民当帝国主义分子来对待，他们当中有许多也是受压迫的劳动者，马克思、恩格斯不是号召我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吗？尽管这样讲，后来还是发生过几次殴打日本人的事件，可见战士们的思想弯子是不太好扭转的。(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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