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上午，战士们有的在打扑克，有的在下象棋。忽然门外闯进来一个中年男子，他气喘嘘嘘的向我们报告说：有几个“胡子”（东北地区对土匪的称呼）翻墙闯进他家，抢走了他家的财物，还把绑架走了他的媳妇，他请求我们替他追赶这伙匪徒，口口声声央求“老总们救命”。有的战士说，我们也不认识这个人，是真是假也拿不准，弄不好会被他利用我们来替他报仇。有的说：管他是真是假，抓回来再问，反正离这里也不远，如果不去，人家会说咱们的军队见死不救。我采纳了这后一种意见，和一排长带着三班，让这个老乡领着，朝他所指的方向追赶而去。
开始还可以，我们顺着雪地上的脚印跟踪，可是进了大路又遇到了岔路，就无法辨别方向了，只好带着战士们返回来。真是无巧不成书，也活该我挨了一枪。在返回的途中走到了一家照相馆，许多人说要进去照张相邮回家去，因此，我也就跟着走了进去。大家吵吵嚷嚷的，有的要照合影，有的要照单身、全身的，有的要照带着色的，五花八门，都按个人的意愿办理。
有一个刚入伍的战士，我已记不清他的名字，更不知道他的家乡住址，他说要借用我的手枪，别在腰上照一张好神气一下。我还认为自己挺有警惕性呢，就把枪膛里顶膛子弹退了出来，装进梭子里，又把梭子推进枪的弹仓里，我再三的提醒他，不要乱拉枪管，免得走了火出事故，就把枪交给了他。之后我就弯着腰看那照相师傅调整光圈和距离。过了好一会，那借枪的战士照完相后过来还枪，对我说：“指导员，把枪还给你！”话音刚落，就听见“呯”的一声响，我就觉得右臂关节处象是挨了一棍子似的疼痛，全班战士都惊慌失措了，那照相师傅也吓得面如土色。
打了我一枪的这个战士赶忙说：“指导员，别害怕，我去找医生！”说着就要走。还是三班长机灵，他大声命令战士们：“赶快把他綑起来，别让他逃跑了！”又告诉两个战士把我抬到照相馆斜对门一家诊所里，放在热炕上。那医生用剪刀剪开我的棉衣袖子一检查，发现子弹是从我右臂关节处打穿的，又从右侧肋骨射入胸腔。好在三处伤口都没有大量出血，在进行了简单的处理包扎之后，用大汽车把我送进了鞍山市的满州铁路病院，把打伤我的那个战士关进了钢材仓库，听候审问处理。
这个医院的医生护士绝大多数是日本人，同志们担心日本人怀着一种民族仇恨不精心为我治疗，护送我的一排长手持驳壳枪对着一个日本医生的脑门儿，又指着我对他说：“他的，我们的大大的太君的有，他的好不了的，我的大大枪毙你的干活！你地明白？”排长训他一句，他鞠一个躬，喊一声“哈衣”、“我的瓦格里麻斯！他的好不了的，我的死啦死啦的干活！”
我和日本军队打了七、八年的仗，一提起日本人，自然会激起强烈的民族仇恨，可是转念一想，自从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东北地区受过他们压迫的民众自发地起来报复，这些人也吃了不少苦头，看起来也挺可怜的，更何况他们又是一般的日本侨民，不是侵华的决策者，因此我萌动了恻隐之心，告诉一排长不必和他们这样说话，量他们也不敢出什么坏点子。
进了医院门，立即进行X光透视，表明子弹已射入肝脏，胸腔有少量出血，那日本医生告诉我：“害怕的不要”，安慰我说很快就能治好。他们决定对我实施保守疗法，只进行伤口消毒包扎，等日后确定了子弹的固定位置再行摘除。他们治疗还比较精心，应该用的药品和治疗方法都用上了，给我吃的是可口的食物，还一个劲的给我静脉注射高糖。我在这个医院共住了十三天，伤口愈合，子弹还在腹中，我就出院了。
对于拿我的枪打伤我的那个战士，先是关在钢材仓库里冻了一夜，继而发起了高烧，浑身浮肿，送到医院住院治疗，在住院期间由于没有专人看守，没几天就逃跑了，再也没了他的下落。因此，他是无意中走了火伤我，还是国民党派来暗杀干部的敌人，就永远也得不出正确的结论了，我就是这样不明不白的挨了一枪。
一九四六年四月份，部队驻守长春，我又到大医院进行了X光透视，在肝脏内已找不到这颗子弹了，再往下看，发现它已从的肝内溜到了下腹部，用手一推它，它就升上来，放下手，他又滑到原来的位置，说明子弹在腹腔处于一种游离状态，但是我自己都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只是因为肚子内有异物，感到有些担心才到医院检查的。更令人奇怪的是，子弹从肘关节正中射过，关节没有一点损伤，又从肋骨缝中射入胸腔，肋骨没有被打断，子弹在肝内停留，没有肝功能障碍，后来它又在我腹腔内乱溜答，我也没有任何感觉，这大概是和年轻力壮，身体条件好有关系吧，同志们开玩笑都说我的命大造化大。不过把一颗子弹头留在肚子里，精神上总是一个负担，我决定一旦有了机会就做手术把它取出来。
一九四七年的秋天，部队在向国民党发动秋季攻势，攻打昌图县城的行动中，我因淋雨受寒得了急性肺炎，病好后，组织上决定留我在医院工作，一九四八年的春天，由几个日本医生主刀，取出了这个寄居在我腹内近两年时间的“怪物”。（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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