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会，上级通知大家：由于事先没有和苏联驻军联系好，他们不让进城，因此我们只好又步行了三十里，退回沈阳南边的苏家屯，住在一家被破坏了的纺织厂里。厂子里秩序混乱，工人告诉我们，纺织机全被苏军运走了，没有机器工厂就不能开工，纺织女工们都无奈地各自回家了，我们都感到一种莫名的可惜与沉重。
第二天，我们又听说了一个坏消息。前一天被派到沈阳和苏军联络的大队长宋锡纯，被他们关在一间房子里冻了一夜，后来才说这是一场误会被放了回来。随后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时有发生：有些苏军士兵喝得醉熏熏的，坐在马车上，搂着当地的妓女，又唱又嚎，又亲又搂啃腮帮子，赶着马车在大街上横冲直撞，引起了老百姓的极大不满，同志们对苏军不满的议论也越来越多，这时候我还是沉住气不发表看法，总认为不把真象弄清楚就不应该过早的下结论。况且，中国有中国的风俗，苏联也有苏联的民情，有些不愉快的事也可能是由于语言不通，情况不明而造成的。特别是一想到在船上的争吵和在小组上的争论，我就特别谨慎，对于一些现象不加肯定，也不加否定。不过我也考虑到，我在党小组会上发表的那套言论可能真的错了！
不久，抗大的学员们大部分被分配到部队工作，我们先到了煤城抚顺，又南下来到本溪的民主联军（第四野战军原名称）总部，我被分配在总部警卫团二营七连当政治指导员。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底，我带着部队到鞍山市执行运输钢材的任务时，身负重伤住进了满州铁路医院，这里的医生护士绝大多数是日本侨民。由于日本是战败国，他们一扫过去的傲慢情绪，对中国人毕恭毕敬，点头哈腰，十分顺从。可听他们说，每到晚上，就把那些无家可归的女护士用电梯送到最高一层去住，据说这是为了防备苏联士兵的寻衅猥亵。这是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我当时在想，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是被苏联红军打败了的，因此，日本人很可能会带着一种强烈的民族仇恨，故弄玄虚对苏军造谣中伤。后来，这些事又在该院的中国职工那得到证实。这位职工说：“前几天就曾经发生过，他们把一个日本女护士抓去好几天才放回来，苏军搞得多是日本女人。”因此，当时的日本妇女，特别是年轻一点的，都脱去了和服，丢掉了木头板鞋，穿上了东北妇女的大布衫，梳上中国式的发式，这样她们可以鱼目混珠，让苏军士兵无法分辨清楚了。老百姓纷纷议论说：这些日本人也该尝一尝被人欺辱的苦头了。
我出院以后，又在大街上目睹过几次苏军士兵的丑态恶行，用语言简直难以形容。我每见到这种场面，就同时想起了在船上吵架的情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部队中对苏军士兵的不良印象是普遍的，他们中的不少人的所做所为确实触伤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上级首长对这种情况作出解释，大意是说：首批出兵东北的苏军，是从欧州调来的正规部队，在消灭了日本关东军之后，奉调回国，现在驻东北的部队是来换防的，其中有许多人原先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罪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人民死伤惨重，也是战争年代需要人到前线作战，才把他们编入红军部队，因此他们的纪律性很差，他们以胜利者自居，趁机胡作非为，有不少在东北干坏事的兵都被上司枪毙了。上级还解释说：苏军把东北的许多工业设备运回苏联，是考虑到我们的部队万一守不住东北，担心会被国民党抢走，以后他们还会送还我们等等。
对于这种解释的细节，我不完全相信，比如说干坏事的苏军士兵被上司枪毙，这件事有谁见过呢？但是我赞成这种解释和主导思想，因此我也用这些话在连队里对战士进行教育，目的是维护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红军的光辉形象。我经常对战士们说：“苏军从东北运走了些设备，这和他们在对日作战中的牺牲相比，只不过是九牛一毛之比，所以看问题应当识大体，顾大局。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将来也要走向社会主义，不论是打仗还是搞建设，还要靠苏联的鼎力支持和援助。
一九四六年五、六月间，我们连跟随肖劲光同志，负责接收、转运、分发从苏联运回来的日本关东军的武器装备，副连长带一个排在佳木斯保管和分发。凡是从关里开来的部队，全到佳木斯地区更换装备，再开到前线和国民党反动军队作战。我接受团参谋长的指示，背着肖劲光，给警卫连全部换上了十四式马大盖，每个班装备一挺轻机枪，我们的连队也全部更换了日式武器，接受苏联的援助是我向全连解释苏军援助中国革命的生动教材。(未完待续)
谁在收藏
浏览：2290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