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上级指派我们三营全部，再加上转移到滨海区的沂水县大队一个连，插进敌人的心脏和他们撕杀周旋。拿我们四、五百人的兵力和五万多强大的日寇去较量，那当然是力量悬殊，微不足道了。按照战争的一般规律，当敌人来势汹汹、大兵压境的时候，应当是避开敌人的锐气，和党政机关一起远走高飞。可当时上级指派我们这支小小的部队，钻进“牛魔王”的肚子里去揪肠扯肚，主要是出于政治上考虑，是要我们进去鼓舞振奋民心，稳定群众的情绪，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告诉老百姓，八路军还和他们在一起打击敌人，也让日寇知道：要想消灭抗日部队那是办不到的！我们部队最爱唱的一支民兵游击队歌，最能表达当时军民的乐观情绪，这支歌是这样唱的：“我们是种地的老百姓嗨，我们是看家的民兵。拿起刀枪拿起刀枪，登上山岗登上山岗，敌人扫荡咱就反扫荡，鬼子来了瞄准齐放枪，呯叭，今天打死他一个哟，叭勾，明天打死他一双。日久天长，咱看看谁合帐，哎！咱看谁上当！你小鬼子算算帐！”
万恶的日本侵略军，在中国人民面前犯下了滔天大罪，他们欠下的对中国人民的血债，真是罄竹难书。他们对我根据地实行的“三光政策”，在这块地方表现得最为典型。日军一过。留下的是一片焦土，尸横遍地，处处生烟，雀鸟绝迹，满目凄惨，到处不见一个人影，只闻到阵阵血腥气味。日寇的兽行在人民群众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这种深刻的民族仇恨是永远也磨灭不了的，特别是我们这些身遭其苦的人！多少年来，每从电影上看到日本国的“膏药幌子太阳旗”就生气，仇恨之深可见一斑。日本投降后，中国政府免去了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赔款，这虽然是具有长远国际意义的打算，但在我们这辈人的思想上是接受不了的。
日寇的这场大扫荡，在军事上对我军采用了铁壁合围，梳理、剔抉，来回拉锯、反复踢荡的战略战术，一心要寻觅我军主力部队作战。他们在我军活动的交通要道上挖掘一公尺宽、三公尺深的封锁沟，构筑两人高的封锁墙，妄图困死我们，实际上这也是枉费心机。当我们要通过的时候，人多势众，几镐就填平了沟，几下子推倒了墙，照走不误。他们白天修筑，我们晚上填平推倒，挖得再快，也没有填得推得快。部队始终按照游击战争的十六字口诀“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的原则方针，白天潜伏起来，晚上出来袭击。黑天白日的跟他们兜圈子，在哪里碰上就在哪里打，哪里得心应手就在哪里打。你要想找我，我走了，你一想睡觉，我来了，三枪两炮，狠狠地咬你一口就走，一切由我们说了算，气得鬼子团团转。在四十多天的战斗中，日寇终究没能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而且日本鬼子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最后只好退回济南、青岛和徐州，大扫荡就这样被我抗日军民粉碎了。
一次反扫荡战斗，日寇给我们造成的损失是很重的，被日寇烧掉的房屋、抢走的粮食和牲畜，杀死的妇孺乡亲不计其数。部队的伤亡也很大，我们的三营九连在马牧池被围，经过二十四小时的激烈争战，全部殉难。我们七连连长杨忠友负重伤，指导员牺牲，三营副营长秦鹏飞和九连的官兵一起殉难，同时牺牲的还有不少高级领导干部，有省委宣传部长刘子久，二旅副旅长刘海涛，原昆山营营长杨万兴。从朱瑞同志发表在《大众日报》上的悼文中得知，杨万兴同志的妻子也被日寇逮捕，后在临沂英勇就义，这位英勇不屈的女同志原是我部的宣传科长。
这里要特殊提到的是我们三营营长马恒元，在我们全营部队第一次由滨海区向西，渡过沂河插入敌人心脏的第二天晚上就“失踪”了。随后发生的事情让人纳闷：我部刚渡过沂河的第二天早晨就和日军遭遇，部队受了点损失，不得不返回河东。大家分析，马恒元不是一般战士初次执行任务，而是要指挥全营，怎么会突然失去联系呢？事后教导员在党员大会上报告说：马恒元家庭出身是大土豪大地主，土地革命时期全家被群众打死，他无依无靠只好当了红军，入伍后表现并不好，经常发牢骚、骂大街，只是因为他能拼善战，抗日战争时期才提升到了营长的职位。从教导员的讲话中，我们对于他失踪的原因，也能推断个七、八成，只不过在战争中情况复杂，千变万化，意想不到的事随时都可能发生，这次行动为什么会恰巧遭遇日军？马恒元是否叛变投敌？一直没有准确的结论。
历经四十多天艰苦卓绝的战斗，部队回到滨海区莒县休整。由于劳累，我一下子病倒了，两眼肿得睁不开，浑身长满了脓包大疥疮，并且疟疾复发，人瘦得不象个样子，部队里缺医少药，只有一天天苦熬硬撑，全靠自身的抵抗力才得以痊愈。回忆起那时的情形，我没有死在战场上，也没有饿死冻死，应该说是一个死里逃生的幸存者，我的身体一直到现在还很好，和在战争年代中的痛苦磨练有相当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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