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角发现敌人两个连……”
“正北址坊一带发现敌人两个连……”
“坪上以西发现敌人骑兵……”
“正北方向的敌人已经占领尖岭，距我山底村只有半里地，有切断我南撤道路的危险。”
贺东生听到这里放下望远镜，他沉思片刻，立即命令二连，把一排隐蔽在山脚下，严阵以待，准备和敌人短兵相接。
事实果然不出贺东生同志所料，一排刚到山坡，敌人已到山下，一排的同志居高临下猛虎下山般地冲下山去，与敌人反复搏斗，霎时敌尸遍地，狼狈逃窜。
敌人败走之后，迅速调整了部署，调集一个连队，向山北我二排五班控制着的制高点发动强攻，并以飞机、大炮助战，狂轰滥炸，山头变成了火海，烟雾弥漫了阵地。五班战士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勇敢拚杀，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连续冲击，与此同时，一排在山脚下杀退的那伙敌军，也卷土重来蜂拥而上。
贺东生同志看到这情景，提起匣子枪就往山脚下跑去。我怕首长有危险，赶上去拉着他的胳膊，他把我甩开奔向前沿阵地。一排战士看到团长，更加奋勇杀敌，很快又把敌人打下山去。五班长魏延祥望了望团长，转身冲着我说：“要是首长出了问题，我就咬你两口。”我看他怒气未消，满脸是灰，右肩负了伤，鲜血染红了半个身子，心情非常激动，二话没说把他按倒，赶紧给他包伤。这时，我听到贺东生同志正用很高的嗓门问一位地方干部：“还有多少群众没有转移出来?”这位地方干部也用很高的嗓门回答着：“我是代表群众来请老六团撤退的。老乡们说，要让老六团先转移，说你们是打鬼子的硬骨头，受了损失我们心疼!”
贺东生听到这里哈哈大笑，他无限深情地说：“同志，请你告诉乡亲们，让他们安心地撤，只要有老六团在这里，敌人就别想占领这条路。”正在包扎伤口的魏延祥听到这话，喊了声“对”便一把推开我，提起枪又冲上去了。这时，贺东生同志喊过来二排长，严肃地说：“你告诉战士，不要只顾消灭敌人，忘掉了保存自己。”二排长为难地回答：“战士们眼都气红了，只顾拚杀，拉都拉不住。”贺东生听到这话，两眼一瞪说：“这是蛮干，你要把战士的这股蛮劲压住才行。”二排长听到这里反而笑了，我心里明白他是在笑团长，因为团长是远近闻名的最“蛮”不过的虎将，战场上打红了眼,连衣服都不穿。此刻，贺东生也笑了起来，他用手指着制高点说：“好!你们要死守阵地，在一个小时内，不准后退一指头！”
一个小时——六十分钟——三千六百秒，在往常只不过是十分短暂的时间，而现在的情况却是：我们要以十八个勇士、十八把刺刀，去抗击一个连的日寇。可以想像，在这分分秒秒里，我们每一个战士要付出多少血汗，做出多大牺牲啊!战斗越来越残酷，由于一、二排吸引了全部敌军，被日寇合围的群众与伤病员已顺利脱险。可是，我们连队却全部被敌人包围在一小山顶上。山上早已被炮火轰过，遍地坑洼，树木断折，杂草成灰。二排经过两小时的血战以后，只剩下五名伤员。连里要他们撤下来，而他们却坚持守卫制高点，魏延祥坚定地告诉连部：“我还有三颗子弹，两颗杀敌人，一颗留给自己。”
贺东生同志站在山顶上，目送着缓缓南撤的群众，不时地看看怀表。这时连长上来了，他右手提着枪，左手吊着绷带，小声地说：“指导员牺牲了，两个排只剩下八名同志，任务也已经完成，请首长赶快撤离危险区。”贺东生听到这里，那青铜色的脸沉下来说：“同志，我不能走。为了乡亲们转移，二连牺牲了这么多同志，死我一个贺东生算什么!”说到这里，他低下头，眼圈有些湿润。我深知，他是一位硬汉子，常常用沉默来表达内心的悲愤与痛苦，但从不流泪。等连长走后，他忽然抬起头来对我说：“我看群众和伤病员要完全脱险，还需要一段时间，你去告诉二排，让活着的同志再坚持半个小时。”同时，他把自己仅有的一个窝头和只盛几口水的水壶，要我带上交给二排。
我拿着窝头，提着水壶，一口气跑到二排阵地，他们只剩五个人，而且都是伤员，满身血污。他们正在拣石头，有一个左脚已断，胸部也负了重伤的大个子，绷着脸，手里拿着一颗手榴弹，牙咬着弹弦，正等着敌人的反扑。当他喊我的名字时，我才看清他就是魏廷祥。他用手抹了把脸上的血乐观地说：“我还活着呢。”我说：“首长命令你们还得坚守半小时。”他说：“请你转告首长，我们一定能顶得住!”我看着他不忍心离去，随即脱下自己仅有的一件上衣，撕成条条，给他包扎，他一转身火辣辣地说：“你婆婆妈妈干什么?快回去保护好首长，替我向全连活着的同志问好!”
我擦着眼泪离开了二排阵地，向贺东生同志汇报了情况。就在这时，北山的制高点上枪声大作，野兽般的敌军嚎叫着往上涌，五班的战士又和敌人展开了激烈搏斗。轰！轰！轰！三声巨响，原来是五班的战士在胜利地完成任务后，把最后三枚手榴弹投向敌群，然后，跳崖牺牲。贺东生同志看了看表，慢慢地摘下帽子，望着五班的阵地，肃然默立。……（作者：徐 光 礼 来源：《忆沂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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