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女干部胡军回忆录14：运动不止

    1956年，供销合作社撤消，我调到静安区委财贸部任干部科副科长。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了。一天下班时，支部书记通知我和吕克华同志等着晚上开支委会，要等区委林书记从市委开会回来。林书记回来后，先召集支部书记开会，大约到晚上十点我们支委会才开始。支书说，林书记传达了市委柯庆施同志的指示，各单位都要按毛主席讲的“坏人占5％”的标准来划右派，我们财贸部也要完成这一指标。接下我们就研究财贸部谁可以当右派，书记提名王学朴同志，因老王平常开会时总看手表，说明他对开会不满，可当右派。我说先不要定，明天开支部会再讨论吧，我在桌底下踢了吕克华一脚，老吕马上表示同意我的意见。第二天一上班我就找老王说：“今天开支部大会你要主动检查平常开会不认真的事。”最后我们财贸部没有人被“评为”右派。文革中，这还成了我“一贯右倾”的罪状。那时候发生了许多怪事：区委肃反办的主任被划成右派，肃反办的干部蔡志毅同志说了句“他怎么可能是右派”，结果自己也被打成右派；区委组织部的老童同志，因对一个女干部的提拔有意见，被打成右派；区工业部只有四个人，部长实在想不出找谁当右派，居然“领导带头”上报自己为右派!这些事现在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到了1958年，“三面红旗”铺天盖地。有一天，基层商店送来一份材料，要把某干部定为“坏分子”，因为他散布农村有人饿死的“反动言论”。我马上把这个干部叫到办公室谈话，他说是安徽老家来信说的，把信给我看，我叫他写个检讨了事，总算没让他戴上帽子。还有一天，我和吕克华同志在办公室看报纸，见报上说某地小麦亩产万斤，还附有照片，是一个小孩躺在农田的麦穗上。我对老吕说：“我是农村出来的，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嘛。”老吕吓得赶快把门一关说：“老胡你找死啊?”
    这一年，经张国美同志介绍，我和赵丰祥同志结婚，建立了新的家庭。老赵是安徽桐城人，1940年参加新四军，1952年在海军东海舰队工作，转业后在上海南市区副食品公司任副经理，当时他三十九岁还是单身。结婚后第二年，组织上送我到市委党校学习了三个月，结业后分配到静安区委党校工作。区委党校在万肮渡路(原梵皇度路)76号，曾经是汪伪政权的特工总部，地下室是水牢，曾关押过李白等许多革命先烈。1960年2月11日我生下第三个孩子，是个女孩，取名海临，在上海降临的意思。下半年，我调到上海纺织品进出口公司棉织品科任党支部书记。上任后首先我就带领党员干部到静安区委党校参观，接受革命历史教育。
    我们棉织品科有几十名职工，是个大科，当时在公司我们科属于后进部门，先进部门是纱布部，支部书记是张兰生同志。在1961年公司的劳动竞赛大会上，我代表全科宣誓：“今年我们一定要赶上纱布部，评上先进!”大家努力奋斗了一年后，棉织品科终于被评为先进部门。1952年，我老是咳嗽，人也消瘦了很多，去医院检查后吓了一跳，我的右肺有一个大洞!医生马上把我送到虹桥传染病医院隔离治疗。打针吃药近一年不见好转，1963年2月，我在第一人民医院做了右肺切除手术，手术后到市总工会疗养院休养了几个月。回公司上班后，领导照顾我的身体，调我到职工较少的呢绒科任支部书记。1965年春节后，我调任公司组织科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