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华东医院的苏联专家给高奋做了手术，他身体似有好转。1955年4月，高奋同志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市直属机关党委书记，这个职务按例还要兼市委副秘书长，但是他突然病情加重又住进了医院，因此没有兼职。1956年1月14日，因抢救无效，高奋同志在华东医院逝世，年仅三十七岁。临终前，他嘱咐我一要带好孩子，二要找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就是抓住大叛徒郭奎三，另一个是要我务必找到王建同志。以前我听高奋说过，王建是临朐的老党员，当年担任高奋同志的地下交通员。她是个小脚女人，无数次冒着生命危险为地下党送情报，后来因故失去联系。高奋同志逝世后，陈毅市长亲自批准他为革命烈士，市委给两个孩子每人每月发十二元抚养费直到他们十八岁。高奋同志是我党在临朐建立人民政权后的第一任县长兼书记，在当地有着极高的威望，因此临朐县政府和群众要求不要将高奋同志火化，把遗体运回家乡安葬，上海市委批准了这个要求。市委为高奋同志刻制了一个石碑，灵柩装上一节专门的车厢挂在火车上，由我带着孩子和市委派的一位科长护送着回到了家乡。落葬时，一些孩子牺牲在外的烈士家属趴在高奋同志的灵柩上哭喊着：“高县长回来了，俺家孩子的灵魂也跟着你回来了！”
虽然高奋同志永远离开了我，但他的临终嘱托我念念不忘，几个月后，巧事发生了。一天，临朐县委组织部的两位同志来上海找我，他们是来征集为高奋同志史料的。我把高奋的日记、文章等遗物委托他们交给临朐县委，然后对他们说：“高奋同志的情况我可以向你介绍，但他1945年以前的事迹我只是听说，你们最好能找到王建同志向她去了解。”他们说：“王建同志我们已找过了。”“真的吗？她在哪里？”“就在上海。”我好一阵激动，又试探着问：“大叛徒郭奎三有消息吗？”“他在上海伪装成卖大饼的，不久前被逮捕枪毙了。”真是天遂人意啊！高奋同志的两个心愿一下子都解决了！我在心里默默地说：“老高啊，你可以安心了！”过了几天，我找到王建同志家，第一次见到久仰的老大姐，两人流泪相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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