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我和高奋同志开始随军南下。我们先坐运牛马的火车到济南,休息一天后继续坐火车到了鲁南的滕县,在那里集中学习城市纪律等有关政策。当时华东局以专署为基础组建干部大队,各县组织中队,到南方相应的市县工作。高奋同志被任命为接管浙江金华的大队长即金华专员,于一传同志任大队政委即金华地委书记。下面各个中队长,教导员即义乌、东阳等各县的县长、县委书记。由于是靠两条腿走到江南去,必须轻装,一般干部的行装不得超过五斤,但每人必须背一袋小米。临行前,于一川政委因高度近视不小心摔伤了,只能留下,由高奋同志代理大队政委,两副重担都落到他一个人身上。一切准备就绪,我们沿着大运河向南走去,开始了千里大行军。
当时南下的情况十分壮观,我们是清一色的黄军装,左胸都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标志,横向大约七八个人一行,纵向则望不见头尾,就像一股黄色的巨流浩浩荡荡地向前涌动。在队伍中,我们只知道前后是自己单位的人,左右两旁是哪个部队、到哪里去的都不知道。因为是长途行军,速度不能太快,每天只走八九十里路,许多女同志是第一次长途行军的磨练,到住地休息时,我就帮助他们弄热水泡脚,用针把头发穿进水泡放着,以后她们都学会了这个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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