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到了黄巢关(现属青州市),远远地就看见了有敌人在盘查。敌人也早看见了她们,将枪栓拉得哗啦哗啦响。王健悄悄对女儿说:“不要怕!有娘呢。”汉奸持枪拦住了她们:“干什么的?”王健一腚坐在道旁,两个女儿紧偎在她怀里。她望了汉奸一眼:“讨饭呗!俺这种人还能有什么好事?”汉奸用刺刀指着她:“胡说!是给八路送信的吧?”汉奸上前一手一个将两个孩子拖了出去。两个女儿哇哇哭着叫娘。汉奸将刺刀指着王健的心口窝:“不说实话,老子就穿了你!”王健说:“老总,俺两个孩子都快饿死了,俺只知道去讨饭,什么八路、九路的,俺不懂。”汉奸将王健周身翻了个遍,没发现什么,又检查她的篮子,也没发现什么,于是骂了声:“穷鬼!”一脚将篮子踢飞了出去。那篮子里还有点讨来的菜窝窝头,也滚了出来。王健一边去追那篮子,一边说:“老总,俺就指望用这篮子讨饭呢!”她捡回篮子,哄着两个女儿说:“别哭,娘再领你们去讨。”汉奸兵看看没油水可捞,骂了声:“滚!”黄巢关上的敌人盘查极严,自诩雁过也要拔毛,但被王健带着女儿混了过去。第四天,王健和女儿终于找到了高奋。高奋拉着她的手说:“嫂子,你受苦了,受累了!我代表组织谢谢你。”面对敌人的凶残,王健没有畏惧过,组织上的体贴关怀,使她热泪盈眶。因为日寇要扫荡,仅休整了一天王健又带着高奋面授给赵家楼党支部的口信,领着女儿开始了返回的路程。
敌人悬赏捉拿她,但她凭着自己的机智勇敢,让敌人一次次失望,敌人也把她传得神乎其神。1942年春,上级党组织交给王健一个任务,要她联络因党组织遭破坏而失去联系的党员。这一工作很艰巨。当时由于叛徒的出卖,敌人的抓捕,对一些人的政治面目一时搞不清。王健乔装打扮,四处搜集打探情况,日夜奔忙。半年的时间,她帮助十几名同志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她多次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先后将3名同志护送到共产党领导的四县(益、临、淄、博)联合办事处工作。1942年2月,她经过多方访查了解,终于与丁家焦窦村的共产党员丁瑞之接上了头。丁瑞之向她诉说了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的焦急和痛苦。王健毅然与丁瑞之假扮夫妇做掩护,瞒过了敌人3次盘查,将丁瑞之安全送到了驻在益都县(今青州市)孙家岭的四县联合办事处。他们通过最后的那个据点的下午,有个汉奸兵说上午过去的那个女人有点像是要捉拿的那个王健。当官的怕上级知道放过了王健会掉脑袋,便将那个汉奸兵连扇了两个耳光,骂道:“胡说!你没听说王健走路像飞一样?凭那么双小脚能飞!再说,就算她是三头六臂也不敢从老子我这里走!”
1942年春的一天,王健外出联络经过益都,刚闯过了敌人的检查,偶然又遇上了叛徒的儿子。那小子认识王健,却装作没看见的样子走了。其实王健也早看见了他,知道那小子不会有好心,便急忙拐小路赶去了娘家黄山子(今属青州市弥河镇)。她又怕在娘家也不行,担心叛徒找上门来。娘家连夜帮她躲了起来。当天黑夜,叛徒郭佃甲便带了特务来抓人,对王健的母亲又是哄骗,又是拷打,但老人家咬定女儿没有来,敌人无可奈何。
1942年秋,王健外出刚回家,就被同村一个叛徒的老婆盯上了。叛徒夫妻欲将王健挟持去益都日寇据点。当行至村口时,王健想挣脱要跑。这时正来了一队伪军。叛徒的老婆忙喊抓八路。王健一看,知道难逃,她急中生智,也赶忙大喊:“老总快抓八路!”那队伪军不认识王健和叛徒夫妇,以为这3人中,男子必是八路,于是围住叛徒,不容分说,将他绑了起来,带进村去。待审问明白,回头去抓王健时,王健早将叛徒老婆推倒在地,从青纱帐里逃走了。
敌人将王健视为眼中钉,下令各据点严加盘查,务必抓住她。党组织为了保护王健的安全,1942年10月将她调到渤海军区工作。当地党的负责人、博兴县县长唐祝甫要王健在陈和镇建立联络站。这时候,王健的丈夫郭佃栋已是八路军渤海区三支队后勤部负责人,他也特地赶来看望王健,鼓励她克服困难,完成党的任务。
尽管陈和镇情况很复杂,王健却从不向困难低头。她利用来博兴县讨饭的身份在大街要道赁了间房子开起了煎饼铺。两个女儿帮着磨糊糊,自己就摊煎饼。店一开张,就有了来来往往买煎饼的人。那时,我鲁中根据地和渤海根据地的联系要经过这里,煎饼铺成了联络点、情报站。因工作需要,后又租房辟设“旅店”。这里很快成了联络护送党政军干部、传递信件情报的交通站,为时一年零三个月,无一差错。因为工作出色,唐祝甫曾三次表扬王健。
后来,王健的交通站不幸被敌人发现。1944年春,日伪利用大扫荡之际,突袭陈和镇,企图一举抓获王健。然而王健十分机警,想法摆脱了伪军官家属的纠缠,在群众的掩护下安全转移。敌人气急败坏,放火烧了交通站。
王健出了名,敌人便也觉得这个女人是个了不起的神秘人物。王健干党的地下交通员9年,不仅走遍了临朐、益都,还多次去过淄川、博兴、垦利、利津、昌乐、安丘、莱阳、莱芜、寿光等地。为完成党的任务,她一双小脚到底走了多少崎岖的山路,经历了多少艰苦和危险,她自己也说不清。
解放后,她担任上海市广中路居委会书记。2001年1月于上海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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