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疯狂地“扫荡”我根据地沂蒙山区。有的国民党军队与日寇勾结进攻我八路军，妄图消灭我党领导的抗日力量。面临这一形势，为了保存力量打击敌人，我主力部队从临朐转移。国民党顽固派和敌伪勾结在一起，执行蒋介石“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的法西斯政策，到处抓共产党、八路军，残害我民兵、抗属。国民党九支队在代家庄西一次就活埋我民兵、抗属十几人。对人民群众也常加以“私通八路”，“私通共产党”的罪名，轻者毒打，重者枪杀活埋。整个临朐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给了我们以很大的力量。那时，我们能见到的党内文件、学习材料很少，往往是一份文件要分头传达学习。党的文件和毛主席的书，同我们每个党员的生命息息相关。党的文件的丢失，不仅泄露了党的机密，而且也暴露了党员的身份。因此，每个党员都视党的文件如自己的生命。为了保护、传达党的文件，要冒着生命危险。记得有一次（1940年冬）我去大悦庄参加中心区委会，在会上学习了上级送来的毛译东同志的《论持久战》、党的建设、支部生活等文件，汇报和分析了当前敌、我、友的动态，研究了形势恶化后我们对敌斗争的任务和斗争策略。会后让我们带着这些文件，分别到各支部组织学习。
在斗争中我们十分注意斗争策略。当时，沂山区委的几个同志都有较好的掩护职业。我开店，可以利用同志们来往店的机会，召集大家研究工作；以要帐为名，到各村进行联系。区委组织委员邱升来同志是个石匠，经常背着铁钻、打磨包，走村串户，同各支部进行联系。刘家营党员牛占山挑着卖书籍、石笔、墨的担子赶集、串校送信。另一个组织委员张世富原来担任小学教师，后来为了工作方便弃教经商，以贩卖货物为名，往来于根据地与敌占区之间。区委宣传委员侯继信，在石砬中学读书，兼石砬中学党支部书记，重点做青年学生的工作。环境恶化后，县委领导和区委领导，更名易姓，进行秘密联络。我改名王永和，张贡忱改名王永兴，李仲恭改名李西五。起初，区委通过李仲恭同志家里的雇工老杜到博山太河给县委高奋、李仲恭送信。后来通过敌占区邮局，利用暗语秘密通信。县委的通讯地址：博山太河镇爱生堂药铺（即县委机关，医生是刘质堂）。一次我写信报告县委：“近来买卖还好，买卖略有盈余，唯费用太高，故收购量不大。”县委来信说：“这项买卖即使高价，也一定要坚持下去。现各地行情很好，务必好货多买一些，本号保证及时销出，过些日子，保证大有盈利。”指导我们一定要坚持斗争，发动群众，积极慎重地发展党的组织，争取胜利。同时我们还利用亲戚朋友以及宗族关系，千方百计地打入敌人内部，取得情报。
斗争的实践证明，广大党员是好的，是经得起考验的；广大群众是好的，是拥护我们党的。在斗争最艰苦的时刻，沂山区很多同志象侯继信、李加行、赵来春、邱升来、张世富、周福成、王星三等，斗争非常坚决、勇敢。广大群众给我们党以极大支持，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送信，传递消息。有些贫雇农和基本群众主动给我们当义务交通员。李仲恭家的雇工老杜同志，那时已50多岁，为人憨厚忠诚，由于出身雇农，又加在李仲恭家多年，受到李仲恭同志的帮助和教育，逐步懂得了革命道理，当了我们的义务交通员。他负责区委和县委之间的联系，从沂山到博山太河，中途经冶源、五井，翻山越岭，往返200多里路，路上挨饥受饿，常常要着饭送信，但他毫无怨言，而且每次都圆满完成任务。他对革命赤胆忠心，不畏艰险的精神，令人赞佩。正是我们在广大群众的支持和保护下，沂山区的党组织，才能在艰苦的环境中，不仅保存了自己，而且得到发展壮大。到1943年初，党在大关、薛家庄、板峪、蒲沟、代家庄、官庄、杨家庄子和吕庄中学等10几个村和学校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党员发展到近百人，党的活动更加活跃了。艰苦的斗争，锻炼了党和人民，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日益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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