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双十节＂，我村绅士王德修居然办起“提灯会”来了，找来几个纸匠大扎各种形式的灯，鱼灯、鸡灯、桃子灯、梅花灯、方的、圆的、扁的、长的都有，召集我们几个能写字的同学，按他抄的单子照写，什么“工界”、“农界”、“商界”、“学界”，口号约有二十多条，其中有一条是“打倒赤白色帝国主义”，当时不知是什么意思，也都照写，＂双十＂之夜，点上腊烛，敲锣打鼓，在大街上走了一过。
县城里演起“文明戏”了，我特意去看，第一次看到在戏台上说笑的剪了发的女学生，她们演出《可怜的秋香》、《葡萄仙子》等歌剧，话剧有《一块铅》、?《不识字的害处》、《捉私塾》等，县党部执行委员刘执敬编演了一出“《无皮县政府》”压迫农民的剧，他自演那被压迫的老农民，可是剧演完，他也就成为文登县政府监狱里的一名“囚徒”了，他即又以“囚徒”名义写文章表示抗议。
１９３０年上半年，我被我村校长王先生找到学校帮助抄写公文，这时学校每向教育局办事，都要按《公文程式》缮写＂呈＂文，因此“等因，奉此”的文信不断，我便帮助抄写。
这时，学校才提倡男女合校大唱《打倒列强》、《黄花岗上草青青》等歌曲，学校也办起童子军，那时童子军三条誓词中，还有"扶助农工"一条，可是后几年的童子军，就根本没有这一条了。
县里成立“农会”，“农会”干事于竹卿（人称“于竹竿子”）在成立大会上讲：“商人有商会，学生有学生会，咱‘乡熊’（愚笨的农民）还有个‘乡熊?会’”……这是他对这个组织的“开场白”！
农民是不被尊重的，农民生活是贫苦的，农村里没有毛巾，洗脸多是在房门旁挂一方白的或兰的小方布，一家人洗了手脸，都到那个小方布上去擦干，没有香皂，所以有些人挖苦有的青年结婚到女家去，偶见专备的香皂当成点心吃下去后，说：“媳妇好娶，外国点心难吃”，以作笑谈，县城里也还未见牙膏，农村偶见教员使用牙粉，但是正是这班贫苦淳朴的农民，贡献着整个社会的粮食问题。
我七、八岁时，除担负背着妹妹玩，还能帮母亲刷锅洗碗，冬天还能做烀粑粑地瓜的饭，只在农田拔草时，有时脑子分散，象是呆着玩，受到父亲申斥，在校读书，除了收庄稼农忙，要请几天假，帮父亲赶驴向家搬运外，在十四、五岁后，每年暑假都要脱掉鞋袜“上山”帮父亲锄草，一个假期完全锻炼好赤脚走路，并在包米田间，习惯于包米叶子的划割，汗透衣衫，十五六岁能挑整整一担水，可以不放下水桶，直接由肩上将水倒入缸内，也能扛起满满一口袋（当地的五大升）粮食，每当赶着毛驴到谭家庄东新买的草场去运父亲割下的干草时，都是唱着郑板桥的《道情》歌，愉快地走着，也迎接那"月上东山"的晚景，每当清晨，顶着星光露水，到田间锄草时，感到那山壑的可爱；特别是秋天收割庄稼的早晨，看到远远田野的村庄上，覆盖着长长的一片白烟时，更深深感觉到＂浓烟深蔽野人家＂的美妙的田园情趣！
王瀹（火字旁）先生的儿子王镇文（王焕）在烟台八中（高中）读书，假期回来，问我：“看过新小说么—恋爱的故事？”“什么？令嫒的故事？没看过”，以后，他寄给我两本新小说，记得一本是《三弦》，我第一次领略这些新小说的写法，我很欣赏其中很多优美的句子，这对于我以后到中学能写新作文，并常评为首卷，起了重要作用。
1930年下半年，我被王瀹先生的侄子王岐峰（县教育局视学委员）介绍到大水泊东的河清村小学教学，学校是刚办了才半年，学生仅２０余人，邻村有教员?于范五（人称、也自称“烦人物”）、黄肇亭等，他们尚会教学，也有些社会经验，于范五指着墙上贴的国民党要人的相片说，××是"改组派"，但我也弄不清什么是"改组派"。
秋天，来一骑自行车的人，递出的名片是：“文登尚武学校校长尹铜镳”，好个有名望的人！便热情相待，但他的“学校＂在哪里，他笼笼统统说了个概况，并还自吹会看病，会画鹰，一二天内便约为“把兄弟”，后见他打一个＂三番子＂小辈的人，毫不讲理地耍威风，才知道他是＂三番子＂辈数较大的家伙，我为他到大水泊药店买药，药店问是谁开的单子？我说：“是尹铜镳。”那店伙说：“哦！小心！”我问：“小心什么？”别的店伙忙说：“没什么，药你拿好，走吧”。以后才知他是一个不务正业，到处招摇撞骗的流氓，我被他骗去十多元钱，他的恶习，也给我极坏的影响，但我也从他处拿来一块手表，这成为我以后入文中师范班，三年＂通学生＂无一日迟到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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