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毕业后，1937年春，在家乡任小学教员。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周绍明和原黄县中学同学丛鹤丹一起，周绍明于1937年11月正式参加了“民先”。在这些抗日救亡活动中，周绍明与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同心同德，成为当地革命活动的骨干力量。
1938年5月，周绍明等人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军政干校学习。不久，周绍明被任命为该校中队政治指导员，被党组织第一批吸收入党。7月又调任三军兵工厂政治委员。
1938年9月18日，第三军改称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1938年冬，周绍明不甘心在后方，请求去部队工作，五支队政治部派他去第六十四团一营一连担任政治指导员。 1939年，第六十四团一营一连编为第五支队第十五团的一营一连，第十五团于1940年秋又改称第十四团。这个团队，在胶东因多次对日寇打过硬仗，被家乡人民誉称为“很能打鬼子”的“老十五团”。连排干部战士中许多人同日寇进行过白刃格斗，多次给予了日本侵略军以重创，这些战斗英雄模范打出了十五团的军威。周绍明历任该团连队政治指导员、政治干事、组织股长、俱乐部主任、总支书记、团政治处副主任等职。在抗日战争时期，直到抗日战争胜利、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他都是在这个团里度过的。周绍明在十五团参加了这个团进行的大部分战斗。
1945年日寇投降后，周绍明随团进军东北。不久，调纵队警卫团任政治委员，进行了保卫本溪战役、沙岭战役。1946年夏，调任纵队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政治委员，这个团原是胶东军区的主力团之一的第十六团，进行了连山关摩天岭战役、赛马集战斗。随后，参加了第四纵队进行的著名的新开岭战役。随后，周绍明同团长执行深入敌后先遣队的任务，率团深入南满敌后，长途转战一个多月消灭了大批敌人的地方武装，牵制了敌人主力，胜利地执行了“四保临江、坚持南满”的光荣任务。在转战中，他肺病复发，身体不支，到辽南后，经师首长关怀安排他去大连肺病医院治疗。
1947年春返回部队。辽东军区安排他去军政大学辽东分校任政治部副主任；分校撤销后，调任辽南军区后勤部任副政委；辽沈战役后，调任新组建的整训五师政治部任副主任，并随师入关，驻军北平郊区。 1949年3月末，周绍明在北平参加了东北野战军召开的师以上干部会议，荣幸得到了多年梦想见到的毛泽东主席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同志的接见和面聆教诲。
1949年5月，周绍明随师南下，师的司、政、后机关被调为新组建的江西军区司、政、后机关的组成部分。周绍明被任命为军区政治部秘书处长，后又任青年部副部长。 1952年8月，周绍明被调到广州军区公安军边防第十师担任副政治委员代理政治委员。1953年1月，正式任政治委员。 在此期间，公安第十师也出现了许多执行边防任务的先进典型，如“红色前哨连”、“钢八连”等先进典型。广州军区政治部的《战士报》曾专题报道过周绍明的发扬民主、集思广益、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领导工作作风。
1959年1月，广州军区任命周绍明为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1962年9月，周绍明调任为广州军区桂林步校政治委员。1964年9月，周绍明被任命为广西军区副政委，分工主管干部工作和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二○师”即“广西军区壮族师”的任务。
1965年秋，周绍明奉命随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安平生到柳州地区鹿寨县搞“四清”，遵照要求与农民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
1968年2月，周绍明被选调到国防科委新组建的第十五研究院工作，这是以中国科学院所属的多个光学研究所为基础而成立的研究院。周绍明任筹建组组长，担任科研工作的是著名的爱国光学专家王大珩。不久，因体制变动，十五院撤销。国防科委改任周绍明为第十四研究院政治委员，在此期间，与第十四院广大科技干部，完成了“东方红”卫星成功发射等项国防科研任务。
1975年末，因国防科委体制变动，由各军区调来国防科委工作的干部，仍回各军区安排工作。周绍明回广州军区任广东省军区副政委。
1978年初，任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部长
1983年离职休养。在此期间，撰写了书名为《旅程踪迹》的回忆录，既回顾了历史，又表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和党的事业的坚定信念和新的认识觉醒。这是他在晚年，给后代人留下的一部颇有教育意义的史志写作。
周老虽然年过九旬，依然保持了每天学习、思考的习惯，关心国家前途与人民的命运，鼓励老战友的后代继承热爱人民、廉洁奉公的革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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