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的前线记者
1945年，孔迈被调任新华社胶东分社和《大众报》编委、采访科长、特派记者，开始他的新闻工作生涯。他身带摄影机，一手拿枪、一手拿笔，深入到反扫荡、反封锁的第一线，采访报导军民坚持敌后抗日的英勇事迹。如他到大泽山军分区司令部驻地高家，正逢鬼子出来扫荡，他用望远镜看到日军不断踩响民兵埋设的地雷，粉碎了7天里日军的三次大扫荡，便写了《大泽山民兵地雷战粉碎敌人扫荡》的战地通讯被刊登在《大众报》上，至今仍陈列在当地抗日斗争展览馆里。解放战争初期，孔迈被派到新华社华东野战军分社第九纵队担任支社社长兼《胜利报》社长。渡江前夕，他又调任新华社第三野战军总分社九兵团分社社长兼《长江报》社长。渡江战斗中，他常趁战斗间隙蹲在战壕里抢写新闻交电台发报，有时随军电台刚架好天线，没等稿发完他又上路了，直到渡江战役胜利，他始终履行着前线记者的神圣职责。
脱下戎装换西装
新中国成立后，外交工作迅猛发展，时新华社外交干部紧缺，孔迈是印尼归侨，有一定英文功底，又有多年组织新闻报导的实践经验，因而被总政治部借调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加“解释代表团”。回国后，于1954年10月被总社派往印度新德里担任首席记者，脱下军装换上西装，和妻子徐舟力同踏上驻外记者之路。他在印度的四年里，出色地完成周恩来总理、宋庆龄副主席、贺龙副总理和叶剑英、郭沫若、郑振铎、茅盾等率领的各种代表团访问印度的报导任务，还有幸聆听周总理的亲切教诲。
到哈瓦那创建分社
1958年孔迈奉调回国。
1960年中古建交后，孔迈被任命为哈瓦那分社社长。1961年4月17日凌晨3时，他忽接古巴《今日报》社长拉菲尔·罗德里格斯电话，告知美国雇佣军在吉隆滩登陆，卡斯特罗已亲临前线的消息。因古巴与外界联系已被切断，孔迈即向我驻古巴大使申健汇报，并起草急电向国内报告。当第三天他取得通行证时，立即驱车赶到吉隆滩，拍下古巴军民消灭敌人，打扫战场的场面，并把图片及新闻稿发回国内总社。总社用最快速度向国内外发送，拉丁美洲多数国家报刊都在显要地位予以刊登，打破了美国及西方舆论对古巴的新闻封锁和诬蔑。
东京分社一“老马”
1979年4月，孔迈以“六十花甲”之年东渡日本，出任新华社东京分社社长。
夫妻同行相濡以沫
孔迈和妻子徐舟力有好多共同点：同是抗大学员，同是革命军人，同是新闻工作者和驻外记者；都经历过战场的考验，对生与死这个对立概念都有比较正确的看法，这就是：不畏惧死亡，活着就要有坚强的意志和乐观的态度，只要生命不息，就要继续努力为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奋斗不止(徐舟力《风雨同舟五十年》)。
徐舟力是胶东抗大支校的女兵，她抗日时期先后任胶东《大众报》编辑，新华社东线兵团军事编辑，济南《新民主报》编辑。上海解放时受命参与接管《申报》的工作。她是1943年初孔东平(后才改孔迈)随抗大一分校巡视团到胶东支校检查工作时相互认识的。1945年6月9日经组织批准结婚，他们有一女二男：1946年第一胎临产时，孔迈随军无固定地址，徐舟力独自走120多里山路到野战医院产一女婴，因徐是独生女，夫妇约定第一胎随母姓取名徐也玲，二个月后寄托在医院驻地一大嫂家中，他沿原路走回报社工作。
他们的两个男孩是在印度新德里诞生的，都是难产，但孔迈因工作无暇照顾，连上手术台也未能到医院签字。大男孩1955年冬出生，取名“邦西”是“潘查希拉”的译音，以纪念中印两国总理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回国后改名“孔泉”。小儿子1957年出生，取名“邦东”，是英语“万隆”的谐音，以纪念周总理参加印尼万隆的“亚非会议”。回国后改名“孔岩”。1962年孔迈从哈拉那奉调回国任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1979年一同再出国赴日本东京分社工作。1984年4月回国后，徐舟力任新华社参考编辑部副主任兼党委书记。
孔迈从东京回国后，1982年被评为首批“高级记者”。1983年调任广电部秘书长兼外事局长，同时任中国唱片总公司董事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三届理事会书记处书记。 1986年夫妇双双离休，1994年孔迈75岁时回顾他回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考验，解放后在新闻工作中他又走过40多个国家等漫漫人生路，感概万千地说：“我是战争幸存者，在海外的同学有的在抗日战争时期惨遭日寇监禁、杀害，回国参加革命的有不少人在战场上牺牲了。想想他们，我没有理由自傲，只有为祖国母亲更加努力工作和战斗”！并赋诗一首：“蕉风椰雨思报国，万水千山只等闲。五洲四海坎坷路，吉它虽老不断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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