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于泓传略

Admin 发表于2016-05-14 16:29:05
    乐于泓出身在一个儒宦家庭,祖父做过前清江宁府的“学训导”(俗称“学老师”,掌管文庙的祭祀和所属文武士子)。全家人住在南京夫子庙朝天宫的官宅里。1911年辛亥革命,清王朝被推翻,祖父赋闲,翌年举家迁返原籍太仓。1925年,乐于泓因成绩优异,由常熟教会学校诚一中学举荐,被半费保送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入校不久,“五卅”运动爆发,乐于泓参加罢课,抗议校方镇压学生运动,和广大师生一道拒绝返校,转学到了苏州东吴大学生物系。东吴大学于1901年由美国基督教监理会创办,建校时间比上海圣约翰大学、北京燕京大学都要早。乐于泓出自教会大学,能讲一口顶呱呱的美式英语,懂得西方宗教音乐,也就不足为奇了。
    1925年大革命浪潮席卷全国之时,乐于泓正在苏州东吴大学求学,并在这里结识了由外国牧师收养长大的弃女丁香。1929年先后到白色恐怖的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丁香1930年人团,1931年转入共产党。乐于泓1931年入团,1932年转党,以后担任共青团上海交通主任,公开身份是上海无线电总台职员。1932年4月在上海结婚。年底丁香因叛徒出卖被捕,面对敌人她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员的气节。丁香牺牲后,乐于泓转移到青岛从事职业革命工作,担任共青团山东省临时工委宣传部长。1935年9月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1937年在国共合作无条件释放政治犯的大气候下,乐于泓9月获释出狱。  
    1938年乐于泓在河南竹沟加入新四军四师,彭雪峰是师长兼政委。1950年1月,华东局转来中央军委电报,调乐于泓回十八军。1950年5月20日,任刚成立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政策研究室主任。1950年9月,乐于泓随十八军军部进人甘孜。1951年4月,阿沛·阿旺晋美等五人全权代表组成和谈代表团抵达甘孜,欢迎晚会上乐于泓致欢迎词,他与阿沛·阿旺晋美的友谊便从这时候开始。1951年4月22日,代表团到达北京,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等到车站迎接。29日西藏和淡在北京市军管会交际厅正式开始,乐于泓和平旺列席会议。经过20天的反复磋商,顺利达成《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5月23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签字仪式,签字仪式后毛主席接见了班禅、阿沛等全体西藏代表,祝贺协议的签定。  
    1952年中共西藏工委正式成立,乐于泓任工委办公室主任兼宣传部部长,还兼任报社社长、新华社西藏分社社长。国庆前夕乐于泓率西藏工委组织的、中国解放后西藏派出的第一个参观团到内地参观,汇合达赖和班禅的两个国庆致敬团共88人一道进京,出席国庆大典。国庆后乐于泓由于半个肺难以持久在高原工作留在北京,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1954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实施,祖国处处掀起轰轰烈烈的建设高潮,乐于泓不安于舒适的生活环境,又积极投身到祖国的工业建设中去。1955年直赴东北;1959年调到抚顺挖掘机厂(抚顺重型机器厂)。乐于泓先后担任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器厂副厂长、抚顺重型机器厂厂长、沈阳重型机器厂副厂长、厂长,辽宁省机械厅副厅长。 
    1982年4月,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对乐于泓的历史重新进行审查,并发布文件宣布撤销1959年的两个错误决定,恢复他1932年起的党籍,参加革命时间从他1931年10月入团算起。两个错误决定,将他“限制使用”23年。1982年平反时,阿乐74岁,已是古稀老人。  
    1982年乐于泓在雨花台烈士群雕的东侧亲手种下了一棵丁香树,每到春季来临时,他都争取去雨花台为丁香树培土,而且每次去之前都一定要理发、整装一新,好象信教徒参加神圣的朝拜一般。1990年春天举家回迁北上之前,80高龄的乐于泓计划好再一次去雨花台,但因心脏病复发而取消此行,给他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回到沈阳的日子里他还老是想着南京、雨花台、丁香树。1992年的早春,北方还是春寒料峭的时候,乐于泓已向往着江南阳春三月的桃红柳绿,然而第二天他就病倒了,匆匆离开了人世。 
    乐于泓和丁香都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他俩和广大师生组织后援会,为“五卅”惨案的烈士募捐;多次举行罢课,支持工人罢工;迎接北伐军,与北伐军联欢,慰问北伐将士;不久,又经历了“四一二”大屠杀的腥风血雨。经过大革命的洗礼,乐于泓和丁香变得日益成熟,并结下了深厚的感情。1932年4月,经组织批准,两人结成了革命伴侣。婚后,乐于泓夫妇过了一段虽然困窘、但却宛如春天般的生活。两人的钢琴、二胡在这个时候都成为了地下工作的秘密联络工具,在他们租住的阁楼窗口,时常传出《圣母颂》的琴声,这就是互报平安的信号。然而这琴声只持续了五个月,丁香便不幸被捕。党组织还没来得及营救,国民党即匆匆将她押解到南京雨花台秘密枪决。当时,白丁香已经身怀三个月身孕。1932年12月3日是一个寒冬的子夜,闻讯悲痛欲绝的,独自拉着二胡“随想曲”彻夜不眠。次日,不顾暴露身份冒雨赶往南京,身披蓑衣伫立在雨花台丁香就义处祭奠悼念,立下了“情眷眷,唯将不息斗争,兼人劳作,鞠躬尽瘁,偿汝遗愿”的誓言。从此以后,思念爱人的琴声,时常萦绕在人们的耳边。他对丁香历久弥新的思念,感动了身边的许多人,1941年10月,身为新四军四师师长兼政委的彭雪峰为写下平生少见的一首自由体诗:一个单薄的朋友,十年前失去他的爱人……如今啊,何所寄托,寄托在琴声里头……
    1952年,担任西藏工委办公室主任、宣传部部长和新华社西藏分社社长等职。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50年,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才进入的视野,她叫做时钟曼,是十八军政治部通讯报道科的收音员。这位眉宇间与丁香有几分相像的姑娘,一下子打开了乐于泓关闭了18年的情感闸门;而对丁香忠贞的爱情故事也深深地打动了时钟曼,1954年5月,两人终于结成伴侣。但并没有片刻淡忘白丁香,不管是在西藏,在安徽还是后来的东北,他的家中,始终摆放着一盆五彩的雨花石和一枝丁香花。还根据回忆绘制了一幅丁香的画像,画像中,丁香那秀美的脸庞,婉约的气质,散发着江南女子那特有的韵致……时钟曼非常理解丈夫对丁香的那份情感,每年的12月3日,丁香的殉难日,她都会为备瓶好酒,取出二胡,让他尽情地抒发自己的思念,他们还为第一个女儿取名为乐丁香。1993年,也就是老人病逝后的第二年。时钟曼和孩子们,捧着丈夫的骨灰,在绵绵春雨中来到雨花台的丁香花下。将骨灰伴着丈夫的心愿,伴随着美丽的白丁香花瓣,埋进了这块令魂牵梦萦了一生的土地。
    1935年4月,青岛市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同年2月刚成立的共青团山东省委遭到敌人破坏,团省委书记刘宜昭被捕后即叛变。他把所知道的共产党人一个不漏地全部供认了出来。不久,乐于泓,宋竹庭等即被捕,被关在李村山东省第五监狱,后被判了5年徒刑,转到了青州山东省第四监狱。1937年4月,被押送到南京晓庄国民党政府首都反省院。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可是在首都反省院却关押着一大批政治犯。他们得知全面抗战爆发的消息,急切想上前线报国杀敌,然而身陷囹圄,个个心急如焚。 1937年8月18日,素有“火炉”之称的南京,天气异常炎热。这时传来了周恩来、叶剑英要到首都反省院看望大家并作形势报告的消息。难友们兴高采烈,奔走相告。开会时间未到,礼堂便坐满了人。许多受伤和生病的政治犯,在难友们的搀扶下也一瘸一拐地来到了礼堂。周恩来、叶剑英由反省院院长陪同,走上了讲台。看到可容纳千人的礼堂,坐满了面容憔悴、衣衫褴褛的革命同志,周恩来、叶剑英心里不禁涌起一股热流,眼眶都湿润了。
    乐于泓在台下认真作了周恩来发言的记录,会后还和其他难友进行了核对。周恩来的讲话全文约5000字,中间42次被掌声打断,难友们8次高呼“乌拉”。1937年9月9日,乐于泓被释放时,设法将记录带了出来。“文革”后,经乐于泓记录整理的周恩来、叶剑英这次讲话,被一些党史文集收录,成为中共党史中一份难得的珍贵史料.
   1950年1月30日,时任南京市总工会文教部部长的乐于泓,在江渭清领导下,正忙于组建南京市总工会,华东局突然转来中央军委的一份电报:调重返十八军。10天后,又收到了十八军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的信,催乐于泓尽快动身,说部队已在川南一带集结,即将进藏。抗战时期,乐于泓担任过宿东游击支队兼四分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期间,先后任豫皖苏边区党委宣传部长、十八军宣传部部长等职,和张国华、谭冠三早就熟悉。西藏与原英属殖民地印度相邻,多年来英国对西藏图谋不轨。乐于泓出自教会大学,英语熟练,对英美历史知之甚多。军委的调令是张国华、谭冠三提议的。
    1950年4月10日,乐于泓满怀投身于解放西藏的热情抵达重庆,乐于泓幼年曾患肺结核,在狱中又饱受摧残,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部长钱信忠亲自为他检查,发现他一侧肺已萎缩,不宜进藏。乐于泓成天和医生争吵,坚决要求进藏,正争执不下时,张国华到了重庆。张国华专门和二野组织部部长陈鹤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以及在晋察冀工作12年的奥地利医生傅莱等进行了磋商,最后答应:可以试一试,如身体不行,即速返回。事后,十八军的老同志都知道:乐于泓是带着半个肺进藏的。
    1950年5月20日,乐于泓随张国华乘飞机抵达十八军军部驻地——成都西南的新津。十八军进藏,准备工作非常仓促,绝大多数人对西藏一无所知。当初,党中央仅就如何进藏,走哪条路线,就与西南、西北的军政首长商讨了好些天。十八军作为进藏部队,急需对西藏的历史、社会状况、进藏路线做一次全面调查。张国华更是急于了解西藏的情况,越详细越好,入藏后少不了打几仗,他想知道这仗怎么打。乐于泓一到新津,就接任了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政策研究室主任一职。原主任是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因另有率先遣部队入藏的任务,他把工作一交便匆匆走了。西藏军区成立时,王其梅任西藏军区副政委。西藏政策研究室有20多位专家、学者经过辛勤工作,乐于泓给刘伯承、邓小平写了一份西藏历史及现状的报告,为党中央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决策提供了第一手准确、翔实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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