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楠传略

Admin 发表于2016-05-14 17:12:50
    华楠,原名孙宝楠,字仲华,1921年1月30日生。其父孙文山,是当时烟台著名的缫丝业主、爱国民族资本家。他一生正直爱国,积极参与反对驻烟台外国领事团在烟台划割租界的斗争,被选为"华洋工程局"的华人成员。辛亥革命后烟台举义成功,他积极支持同盟会,被推选为新成立的山东军政府财务长,孙中山路过烟台时曾接见过他。由于其声望较高,一直担任烟台商会会长,带头抵制日货,为维护烟台民族工业做出过突出贡献。
    华楠从5岁起在村读半年小学,后与兄弟姐妹一起读私塾。9岁时其父去世,家境开始破落。1932年夏,因抵制死背书,他与先生闹翻,停读私塾,转到烟台育才学校读初中预科。1934年夏,考入烟台志孚中学(今烟台一中)。这期间,他目睹了警察用鞭子鞭笞人力车夫,军阀球队用皮带抽打裁判和学生球队队员等种种暴行。面对各国列强在烟台横行霸道,国民党当局奴颜卑膝,欺压人民的罪恶行径,华楠心中愤愤不平,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志孚中学,他在先期入党的老师、同学的教育和引导下,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萌生了向往革命的思想。1934年10月,13岁的华楠参加了学校的革命进步组织"旭日读书会"(简称"读书会"),开始参加革命活动。
    1935年4月18日,是民众一年一度的"梨花节"。这一天,真光女中等学校联合到烟台南山梨园赏花,国民党当局警察孔繁树借机调戏并开枪打死了真光女中16岁女学生徐明娥,激起全市学生和各界进步人士的一致愤慨。"徐明娥事件"的发生,点燃了广大青年学生对国民党当局和日本侵略者的怒火,学生们抬着涂满血色的徐明娥的妹妹游行示威,要求严惩凶手。华楠自始至终勇敢地参加了这次示威的所有活动。他与其他同学一起,不顾学校董事长到校的威胁恫吓,严密组织游行队伍,冲破了国民党一个连的包围,还强迫邮电局将《烟台学生自治联合会关于徐明娥事件的宣言》发往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济南山东省教育厅和北平全国学联总部。这场学生运动,在强大社会舆论的支持下取得了胜利。1936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烟台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华楠第一批加入,并被推选为负责人之一。他组织散发《八一宣言》传单等秘密宣传活动,参加"新文字研究会",积极学习和推广新文字。在"民先"和"读书会"的活动中,他团结进步同学,阅读革命进步书刊,学唱《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等革命歌曲,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华楠和王锡泽(又名刘琪,共产党员)等六七位同学正在北平考学,并被几所学校录取。国难当头,他和王锡泽商量认为,不能埋头读书,应当寻找报国之路。随后,华楠向姐姐借了100元钱作为大家的路费,放弃了在北京学习的机会,迅速返回了烟台。经烟台党组织和"民先"决定,派华楠等4人,以平津流亡学生的名义到延安学习。在准备动身的那天清晨,其中2人被家人阻止,华楠瞒着母亲,和同学王锡泽几经辗转,于当年9月,奔赴延安。10月,他入陕北公学第1期3队学习。翌年1月,被选调到"抗大"3期4大队12队学习。这期间,他多次聆听了毛泽东、朱德、陈云、张闻天、彭德怀、李富春等领导人的报告。1938年3月,17岁的华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8月,学习毕业后,华楠随黎玉、张经武率领的"鲁东抗日游击纵队",从延安出发,于11月到达山东沂蒙山区。1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他任纵队政治部宣传大队大队长。1939年3月,调任刚刚组建的"山东鲁迅艺术学校"政治协理员兼党支部书记。不久,他给山东纵队政委黎玉当秘书。黎玉对部属生活上非常关心,工作上却要求很严。他对华楠说:"做秘书工作要勤快,特别要注意保守秘密,领导人的活动,议论的问题,看到的文件、电报,绝对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这番话让华楠永记心中。1940年3月,华楠任山东纵队政治部宣传部教育科副科长。5月,他参加了纵队机关报《前卫报》的筹建工作。这年冬,纵队派他带领巡视组赴清河区山东纵队第三旅检查工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从全局出发,对如何反对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如何巩固和扩大部队和如何加强部队政治工作等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受到纵队领导的肯定和好评。1941年10月,华楠调任一旅政治部宣传教育科科长。不久,他到3团帮助工作,参加反"扫荡"作战。在战斗中,团政治处主任牺牲,他代理主任。1942年8月,山东纵队一旅改编为115师教导1旅,他仍任旅宣传教育科科长。1943年3月,教导1旅和山东鲁中军区合并,他改任鲁中军区政治部宣传教育科副科长、科长。在一旅和鲁中军区的整风期间,他兼任整风学习委员会秘书,他曾与一旅组织科长刘春一起就如何精读整风文件,探讨提炼出四点体会,一些同志叫它"四句经",即:"是什么?为什么?我怎样?怎么办?"这"四句经"对推动整风学习运动起到了积极作用。此间,他参加了攻克沂水、蒙阴等战斗和3次讨伐伪军吴化文战役。战役后,他为《前卫报》撰写了《把解放战士改造为革命战士》的社论,及时有力地指导了部队对俘虏兵的改造,受到山东分局宣传部的专函表扬。1944年他被鲁中军区政治部评为一等工作模范。1945年1月,鲁中区党委宣传部和鲁中军区宣传科合并,他任宣传科科长,领导了《鲁中日报》和《前卫报》的工作。为了办好两报,他专门召开通讯报道会议并发通知,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增强办报人员的责任心,鼓励发展工农通讯员,群众参与办报。这期间,报纸办得比较生动活泼,群众爱看,同时培养了一批新闻人才。1945年8月,山东军民举行大反攻,迫使日伪军缴械投降。华楠参加了解放博山和淄川、周村等战斗,还参加了进军胶济线的作战。1947年1月,鲁中军区部队参加歼灭国民党"第一快速纵队"作战任务。华楠随四师的一个团参加了战斗的全过程。战后,他为《前卫报》撰写了《以备战姿态进行短期休整》的社论,教育部队不应存在任何轻敌情绪,激励部队不骄不躁,休整不忘战备,迎接新的胜利。华东野战军组成后,鲁中军区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8纵队,华楠任宣传部长。1947年1月,调任8纵24师政治部主任。在此后的粉碎国民党重点进攻和外线出击作战中,他随70团行动,参加了莱芜战役,活捉了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官李仙洲,华楠参加了审讯,向李仙洲讲解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随72团行动,参加了孟良崮战役,配合友邻部队,全歼了国民党"王牌军"74师。1948年1月,华楠奉命率24师机关和一个团赴开封以南地区,参与建设豫皖苏第5军分区的工作,他先后任第5分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同时兼任地委委员和宣传部部长。同年9月,他调任豫皖苏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副政委、党委书记。11月,他和副校长陈子植领导学校配合野战军参加了淮海战役。1949年2月,该校改编为第二野战军第18军随营学校,他任该校政委、党委书记。4月,调任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参加了渡江和淞沪战役。华楠到职后,直到前方指挥所,投入紧张的宣传教育工作。作战前,他严格按照上级要求,周密细致地指导各部队学习入城"约法八章"、《入城纪律十二条》、《三大公约、十项守则》等,对保证上海作战的军政全胜作出了积极努力。新中国成立后,全军需要办一份统一的报刊。华楠于1950年7月奉命调到总政工作,担任《八一杂志》社副社长兼总编辑。1951年4月,杂志正式创刊。华楠为朱德总司令起草了发刊词。
    《八一杂志》从1950年4月创刊到1960年停刊与《解放军报》合并,共出版192期。10年中,华楠在总编辑岗位,做了大量工作,多次受到总政领导的肯定。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1960年12月,华楠调任总政治部副秘书长兼主任办公室主任。1961年10月,他又被委以《解放军报》总编辑、党委书记的重任。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华楠受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交替打击,险些被整垮。他被林彪等人扣上"罗瑞卿反党集团分子"、"三反分子"、"走资派"等罪名,遭受批斗、关押、监督劳动。1972年底,华楠重新工作,任总政治部副秘书长(按部长待遇)。1973年底,继任《解放军报》社社长、党委书记。1974年的"批林批孔"中,邓小平曾当面指示他对"四人帮"要"顶得住"。1976年1月,叶剑英亲自打电话召见他,要他掌管好军报,同"四人帮"的阴谋作斗争。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他又多次被"四人帮"点名,受到迫害和错误批判。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华楠继续担任《解放军报》社长、党委书记的同时,还兼任中共中央宣传口负责人之一(当时中央宣传工作的统一领导机构,耿飚为主要负责人)。1980年1月,他被任命为总政治部副主任。此间,他主持《解放军报》,积极参加和组织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认真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1978年冬,他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发言批判"两个凡是",受到了陈云同志的当场赞扬。他在积极宣传批评"左"的思想倾向的同时,还主持军报发表了黄克诚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章,以后又相继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要文章。1981年3月,邓小平表扬"《解放军报》办得比较好"。1986年1月,华楠离职休养。他是中共十一大和十二大代表,曾兼任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央思想战线领导小组成员,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团主席,《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委员。华楠在近七十年的军旅生涯中,一直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和宣传、新闻工作。自1950年调总政工作以来,他先后为军委、总部领导机关和党政军领导人起草了大量文件、讲话和重要文章。
    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华楠参与组织和起草了20多篇重要讲话、报告和文件。主要有:叶剑英在军委座谈会上的报告,叶剑英在军委全会上的报告,参与整理了邓小平、华国锋在军委全会上的讲话,参与修改这次会议关于加强军队的教育训练、办好军队院校、加强军队的组织性、纪律性等九项决定。1978年,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期间,他参与起草了韦国清作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报告。参与起草和整理了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参与讨论和修改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决议》、《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等重要文件。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参加整理了陈云的发言。1980年,他具体主持和参加起草了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韦国清的政治工作报告和华国锋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参与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当年冬在参加党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期间,参与起草了《关于报刊工作的决定》。1981年,他具体主持韦国清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整理了邓小平《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的谈话。1982年初,他具体主持和参加起草韦国清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的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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