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这支队伍在战争年代尽了最大努力，最大限度地坚持和保证了党报的出版。他们把办好党报和保证党报的出版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任务。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敌人的“扫荡”和进攻，是十分频繁而残酷的，对解放区的破坏是相当严重的，可是，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这支新闻队伍却真正做到了最大限度地坚持出报。能出铅印报时就尽量出铅印，不能出铅印时就出石印报，石印报也不能出时就出油印报，甚至连油印报也不能出时就出“大众电讯”。出铅印报数量大，印刷清楚，效果最好，但是印刷机和铅字等比较笨重，为了保证这些器材的安全，在进行反“扫荡”时，必须事先把它掩埋好，铅印报也就不得不暂时中断。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石印报、油印报代替。油、石印报虽然数量较少，但在战争条件下，比较简便易行，而且也能起到相当大的作用。总之，不管环境如何变化，报社同志总是想方设法出报，让广大干部和群众在战争环境中能听到党中央的声音、了解党的政策指示，了解战争形势的发展，鼓舞群众的斗志和信心。这是当时我们对敌斗争的锐利武器。例如1941年敌人对沂蒙山区进行五万人大“扫荡”，这是敌人对抗日根据地时间最长、规模最大，也是最残酷的一次“扫荡”。在这次反“扫荡”中，报纸停刊只一个半月，从11月4日起恢复出油印报，1942年1月24日就恢复了铅印报。1944年敌伪一万人对滨海区“扫荡”，8月2日开始，29日结束。铅印报只停了五天，油印报出了三期。9月3日即恢复了铅印。全部计算起来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报纸停刊的时间不过半年多时间，这在战争条件下，坚持出版到这种程度，真可以算是一个奇迹。
为了坚持出报，我们的同志不怕苦不怕累，也冒有相当的危险。有些时候，在距离敌人并不太远的情况下，便派出专人严密监视敌人行动，我们的同志在山头上或在室内照样采访、写稿、编稿、抄收新华社的新闻和印油印报。只要敌人不向我们的驻地前进，我们也就不必移动。
第二，为了把党报办好，报社职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非常突出，而且十年如一日。可以说报社职工中大多数人都具有这个优良的品质和作风。其中有些同志特别突出，全社劳动模范、老工人、印刷厂装订组组长王云生就是一个突出典型。他参加工作以后一贯对党忠诚，大公无私，埋头工作，坚决完成任务，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也从未向组织提出过任何个人要求，是个辛勤工作的“老黄牛”。他爱厂如家，多次被评为全社劳动模范。先后从城市出来工作的老工人都具有这个特点，他们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埋头工作，坚决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
在老工人和党员的带动下成长起来的青年职工，表现也很出色，在他们中涌现出大批青年积极分子，他们的特点是年轻有朝气，热情高，进取心强。他们对完成党报任务具有很高的自觉性。不但平时学习好，劳动好，完成任务好，而且在战时对领导交办的临时任务也从不讲价钱、打折扣。真可以说是“指到哪里打到哪里”。有一天早晨，在报社驻地，我看到青年工人张本同满头大汗，在我询问情况后才知道他是奉厂长之命，连夜给报社领导送信来的。在战争环境中，他一个人连夜走了几十里路，胜利完成了任务。他们把这样的任务视为家常便饭。
有些同志积劳成疾或患慢性病，长时期带病坚持工作，直到病死在工作岗位上，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例如交通总站站长、发行科科长贾侗，印刷厂厂长吴森，先后任印刷厂指导员和厂长的林子昌这三位同志，具体岗位虽各不相同，但是有一条是共同的：他们都是出色的中层领导干部，长期带病坚持工作，直到病死。他们在工作中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把全部精力和生命都奉献给了党的事业，他们的感人事迹值得我们还活着的人永远怀念。还有一些同志。事情虽已过去了六十年，有些具体情节也已回忆不起来，但一回想这支新闻队伍的情况，就立刻有一大批同志的形象浮现在脑际。
第三，他们具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在对敌斗争中表现出机智、坚定和勇敢。在抗日战争中，敌人每年对抗日根据地都进行一、二次大的“扫荡”。每次出动一至数万人不等，采取“分进合击”、“铁壁合围”、“拉网战术”等手段，并采取烧光、杀光、抢光的政策，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野蛮的破坏。其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破坏最严重的是1941年、 1942年。
在反“扫荡”中除了尽可能坚持出报外，还有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印刷厂、印刷器材不受损失和保护职工队伍的安全。这两者都是我们坚持办报的本钱，是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的。
总的来说，这个任务是完成得好的。在印刷器材方面（主要是纸张）虽然受到一小部分损失，但主要的印刷设备和材料都保护下来。在职工队伍方面也受到一小部分损失，但绝大多数有生力量都保护下来。这两者都始终没有影响报纸的出版。例如1942年2月，敌人企图对我驻蒙山里的印刷厂进行突袭破坏，为了同敌人争夺，报社立即进行紧急动员，组织报社机关一部分职工，协助工厂连夜把印刷厂的器材全部搬到蒙山外安全区。这次搬迁由于是在山区进行，走的又是崎岖小路，不可能使用任何交通工具。完全是由职工用肩挑、抬、扛的办法，一夜之间行程百余里，将印刷器材全部搬运出来，有些同志肩被压肿、脚磨起了泡，但没有人叫苦叫累，一直坚持到底，他们称之为，“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苦”。这充分反映了他们艰苦奋斗和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
历次反“扫荡”的经验证明，这些办法都是行之有效的，但是在敌强我弱和难以完全掌握敌情变化的情况下，遭受一些损失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大众日报管委会主任李竹如，报社经理部部长丁柱，通讯部部长郁永言，印刷厂厂长肖辉，指导员魏爱民都是反“扫荡”中壮烈牺牲的。这些牺牲的同志主要是由于陷入敌人的合击圈或被敌人拉入 “网”内，同敌遭遇而牺牲的，也有的是先被俘虏后被敌人枪杀的。无论是牺牲的和被俘的，他们的革命意志都很坚强，并且机智勇敢、坚贞不屈，充分表现了革命战士的崇高气节。编辑部战时新闻第一小组的郭吉田同志牺牲前在日记本中写的一篇诗中说：“我发誓地向天呼号，为了民族的生存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丁柱同志在1942年反“扫荡”中被拉入“网”内，由于已被敌人发现，他就果断地向敌人开枪射击，自己也英勇牺牲。1945 年反“扫荡”中，印刷厂工人谭于安被敌人俘虏，敌人逼他承认是负责人，他坚决不承认，敌人就用刺刀连捅他九刀，他高呼“共产党万岁”而壮烈牺牲。白铁华是组织上派他到沂汶庄利聚永商店工作的，1941年被敌人俘虏，敌人逼他招认是什么负责人，要他交出他所知道的物资，他都坚决不承认，敌人把刺刀烧红，用刺刀烙他的前胸、后背和四肢，一直把他折磨成半死，后来敌人见他的皮肤溃烂，臭气熏天，已无生望，就把他丢弃一边，敌人撤退后，他在一个老乡的鼓励下，艰难地爬了出来。鲁南赵博县邮局局长辛华光带病工作，不幸被俘，惨遭敌人毒打，他始终坚贞不屈，最后敌人将他活埋。据我所知，无论战时或平时，所有被俘的同志中，真正投敌变节的只是个别人。1943年反“扫荡”时，鲁中邮政局交通科长岳赞臣去泰安检查工作，与敌人遭遇，身受重伤，但他咬紧牙关，忍着剧痛冲出了包围圈，他把文件和交通员名单藏在一个老乡家的草堆里，当别的同志找到他时，他只说了一句：“把文件和枪支交给上级”就牺牲了。其他类似例子还有不少，他们这种为了革命利益，为了党报建设事业的发展而奉献出生命的同志，值得我们永远怀念，他们的优良品质和崇高气节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第四，这支队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非常突出。在敌人严重的经济封锁面前，千方百计战胜困难，保证党报的出版。印刷器材的供应，一开始就成为报社的一大难题。报纸创刊时，只有一架破旧的四开机，一部残缺不全的老五号铅字和少量标题字，以后长时间得不到改善和补充，随着报纸份数的不断增加和敌人经济封锁的加紧，纸张油墨等印刷材料的供应也越来越成问题。不仅在根据地内买不到，通过商人到敌占城市也难以买到。不仅新闻纸买不到，油光纸也买不到，至于印刷机、铸字机、铜模、铜锌版材料和照相器材那就更不用说了。1940年底，全部库存只剩油光纸几十令，油墨三桶，分别只够一个月或不到一个月使用。在这种情况下，从李竹如到报社各有关领导、工作人员、上上下下都很着急。李竹如同志要求要经常保持有二、三年用纸，至少要有半年用纸，按当时报纸份数计算，三日刊每期8000份，一月需要50令纸，再加印书每月共需 120令，半年就需700令，如果真的做到存两年的纸，那就要二三千令纸了。这是何等大的数字，何况报纸份数还在不断增加。为了解决纸张油墨和各种印刷器材的供应，报社经理部专门设立了材料科，并采取了种种措施。对采购印刷器材，山东分局的领导和财政上是大力支持的。有一次我去找山东财政厅长艾楚甫同志解决经费问题（可能是1941年，当时我负责经理部工作），他一次就批给5000元，可买100令新闻纸。问题是如何才能采购到，当时采购的办法是：
（1）凡是根据地能够买到的尽量买，根据地买不到的通过商人到敌占城市去买。
（2）在解放区大量收购花生油等土产，通过商人运销到上海、青岛等敌占城市，购回我们所需的新闻纸、油墨等印刷材料，这个办法收到较好的效果。
（3）派得力干部以商人面貌直接到上海等敌占大城市采购。例如派冯辉、周铁民分别到上海去，在地下党帮助下购回了对开印刷机、铸字机、切纸机、全套铜模、制铜锌版材料和照相器材等，还购回大批新闻纸、油墨等。日本投降后，还派人到东北购回大量卷筒纸。为了便于采购，还在烟台设立了专门的办事处，在出去采购中，有几位同志也曾经被敌人逮捕过，但他们立场坚定，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并且想方设法把购到的东西全部运回了解放区。
（4）对新闻纸尽量节约代用，印书厂的工人王云生等研究改进裁纸法，每令可节约83张，每月可节约49令。由于新闻纸买不到，就用油光纸代替。油光纸比新闻纸薄，而且是一面光滑，一面粗糙，用来印报，如果只印一面那是清楚的，但那要多用一倍的纸，为了节约，印刷厂的同志就研究印两面，开始是不成功的，因为纸太薄，两面一印都变得模糊不清了，后来，他们在调墨和印刷技术上加以改进，就基本上可以看清了。
（5）立足自力更生，土法造纸，土法造油墨。这是当时从最坏处着想，所采取的一项最后手段。为了实现这个任务，报社经理部专门设立了生产股，具体加以实施。当时在沂蒙区、滨海区都先后办起了土法造纸厂，原料是当地生产的桑皮，技术是靠当地土法造纸工人，规格是按四开报纸大小，先把桑皮打成纸浆，然后由抄纸工人用纸帘子一张张抄出去晾干。开始生产的土纸，相当粗糙，纸面上有许多小疙瘩，印出报来花花打打不清楚，对铅字和铅版也有一定损坏，后来经过多方研究改造，质量有了很大提高，不但可以印报而且可以印书，月产量可达50令。李竹如同志名之为“文化纸”。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纸张困难。土法造油墨也是一面干一面研究改进。事先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只是根据一般科学常识，首先把买来的松木用罐罐炉把它烧成烟灰，然后把烟灰收集起来，同花生油、松香等原料混合搅拌烧熬而成。这样造出来的油墨自然比“洋货” 差得多，但也能将就用，印报印书都还可以。在印刷厂，木制铅印机、木制石印机先后造出来，虽然没有怎么实际运用，但说明当时自力更生战胜困难的精神确实是非常可贵的。
第五，这支队伍具有崇高的政治理想，自觉的组织性纪律性，克己奉公和不断进取的精神。如果说开始许多同志还是刚刚出学校门的学生、教师，刚出家门的工人和农民，那么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实际斗争的锻炼，特别是经过整风运动之后，思想政治面貌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已成为名副其实的革命战士。如果说开始出来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抗日救国或者寻找个人出路，那么现在他们不但要打败日本还要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建立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绝大多数同志都进一步确定了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在这个过程中，有一大批职工参加了党组织。在开始，党员所占比例很小，到日本投降前后，知识分子干部中党员已占大多数了。其他职工中党员也占30%一40%。在理想目标一致的情况下，职工的政治热情高昂，大公无私、团结友爱和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的风尚得到发扬。庞耀同志是负责传送文件报纸的交通员，他两次来往于山东和延安之间，通过敌人封锁线，都是靠夜间走路，又艰苦又危险，但他都胜利完成了任务。有一次他在去延安的路上，遇到了大雨，为了保护文件，他把文件压在身下，自己虽吃了些苦，但却保护了文件的安全。报务员朱安1945 年负责抄收毛主席《论联合政府》的电讯稿，为了抄收得准确、完整，他宁把小便憋在裤子里，也没有片刻停止抄收，据说他所抄收的这个电讯稿在各解放区中是比较完整的。印刷工人朱裕棠对工作极其负责，有一次，他发疟疾，不想吃东西，一天只喝些稀饭，厂长、工人都劝他回去休息，但他仍然坚持工作，后来他实在坚持不住了，晕倒在车间，大家才把他扶回宿舍去。平时他非常注意节约，一点碎铅一点水线也不丢，只要他看到地上丢了一个铅字，马上把他捡起来放到字架子上。当时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的确是比较艰苦的，但大家精神上是愉快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层出不穷，每年“五一”劳动节和报纸创刊周年纪念，报社都开展劳动竞赛、评选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这对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政治热情和工作积极性起了莫大的作用。
在这支队伍中，报社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很好地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和模范带头作用。从1939年下半年，报社建立了党分总支，1940年春正式建立党总支，统一领导全社党组织的工作。报社各部门（编辑部、经理部、发行部、青工学校等）和一、二、三、四各印刷厂都分别成立党支部，支部书记由各单位的指导员兼任。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对党员和非党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保证行政任务的完成。如有重要任务，如反“扫荡”、搬迁或其他紧急事项，多是首先在党内讨论动员，要求党员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带动群众共同完成任务。有许多党员在这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现在情况和过去比较虽已大不相同了，工作条件，生活条件都极大地改善了，战争年代的好多困难也不存在了，但是在工作中继续发扬这些优良的思想作风，仍然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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