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延安中央社会部发起的“肃托”运动蔓延到孟繁锷所在部队,并逐渐扩大化。八路军山东纵队一支队(原八支队)100余名干部被抓,司政两部科以上干部30人被杀。1941年夏天,孟繁锷被当作“托派分子”,在蒙阴县土门一带遭到杀害。孟繁锷本应在革命队伍里有更大的发展,在革命事业上有更大的建树,却不幸于37岁风华正茂的年龄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孟繁锷37岁的生命是短暂的,却又是辉煌的。他于1925年在济南省立一师求学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浪潮中经受了血与火的战斗洗礼,是山东著名的早期共产党员。1926年,他回到家乡开辟党的工作,经两年奋斗,将自己亲手创建的中共昌乐党组织发展到11个支部,70名党员。在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和革命武装斗争中把自己的家乡铸造成为享有“小莫斯科”之称的革命堡垒。1932年,他在组织觉醒起来的昌乐农民举行青龙山农民暴动时被捕,在坚贞不屈的五年狱中斗争中,表现了一个真正革命者的高风亮节。1937年“七七”事变后孟繁锷获释出狱,回到家乡发动抗日武装起义,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斗争。起义遭国民党顽固派血腥镇压后,他只身奔波鲁中、胶东数县,动员400名热血青年参军参战,壮大我党武装力量,他自己也随之参加八路军山东纵队八支队,任该部一旅四团通讯参谋,后即在该任期内遭到杀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们奉组织之命,编写一部中共昌乐地方史,孟繁锷的政治历史问题像一堵不可逾越的高墙横在我们面前。社会上比较普遍的说法:孟不是共产党员,是叛徒,是“托派分子”。而孟繁锷历史上中共昌乐特支书记的身份,他在昌乐民主革命斗争中的核心领导作用是回避不了的事实。为了求实存真,切实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写出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信史,我们深入群众,征集资料,查阅档案,考证史实,钻研文件,请教领导,最后达成一个共识:档案是真实的历史,让历史档案说话!档案在哪里?馆藏档案中关于孟的文字资料,多是错误路线盛行时期的产物,而且少得可怜,其内容多是“反面”的,如:孟在监狱绝食斗争中吃了饭,意志不坚定;孟在狱中曾供出两位地下党负责人,有变节行为;孟曾在《大公报》刊登《自白书》,获释出狱不明不白;孟出狱后因狱中表现无人证明,党籍一直未得恢复,1938年底第一届中共昌乐县委成立时,他只能列席参加;孟在八支队常说怪话,发牢骚;解放后孟家大门上的光荣牌子只挂了几天就给永远地摘掉,其光荣历史被地方政府全盘否定。
看来,孟的狱中表现是其政治历史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抱着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决心,继续在尘封多年的档案资料中寻觅蛛丝马迹。几天过去,一条与众说有异的回忆文字出现在我们眼前。那是孟的狱中难友、沂水县地下党负责人邵德孚同志1960年提供的。这位最有发言权的老党员说:狱中进行三次绝食斗争,孟繁锷每一次都是积极的参加者。有一次,他拒绝吃饭,在小窗口上将狱卒送来的饭菜一巴掌打在地上。事变以后,狱中政治空气大变,囚室内外一片要求抗日之声。孟繁锷曾举起双臂高呼:“我们要抗日!我们要抗日!”邵德孚同志的看法:孟的才华及狱中坚决斗争表现,未被发现,未得重用,长期郁结,孟繁锷不是“托派”。
其时,邵德孚同志已谢世多年,不能提供任何情况了。我们立即开展寻找孟之其他难友的工作。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孟的另外两个狱中难友,当时的山东省第四模范监狱(地址益都)狱中地下党领导人张晔和李林两同志不仅健在,而且在省委机关任职。张晔同志任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林同志为山东省政协副主席。他们怀着对昔日难友的深切眷恋之情,以最快的速度给我们寄来了复函。李林同志在信中十分震惊地写道:“看到他(孟繁锷)被我们自己的人杀了,我自叹奇怪。杀人这么随便,太岂有此理,太笑话了!太可惜极了!我们说孟繁锷不是‘托派’,更不是‘国特’!”他在随后又寄来的一封信函中介绍说:“孟繁锷同志是地下党员,1933年左右(应为1932年8月——作者注)被捕。被捕后没有泄露党的秘密,反映了他的党性坚定。他在监狱对敌斗争中,也很坚定,服从我们在狱中的领导。他的文化水平不低,很注意文化(还有拉丁化新文字教学)和政治教育,和同志们关系很好,团结一致,老老实实地生活,一直到出狱,参加了抗日斗争,坚持革命到底是光荣的。”张晔同志因病住院,在病榻上嘱其夫人代笔写道:“孟繁锷同志被捕,狱中情况及出狱都是清白的,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质。当时我和李林同志都是狱中党组织领导人。孟繁锷同志被杀是冤案,所谓‘托派’、‘国特’都无确实可靠的证据。你们要从这繁多的材料中把情况弄明白,给孟繁锷同志彻底平反。“张晔和李林同志所言,是党组织的结论,是毋庸置疑的铁证!”孟繁锷同志的狱中表现,天地可鉴,光照千秋!
这样一位具有高风亮节的党内同志“肃托”运动无辜被杀,在其后40多年漫长岁月的政治运动中,非但冤案未得平反昭雪,反而为越来越加厚重的历史尘埃所蒙盖。“肃托”案件的阴影年复一年地笼罩在人们的心头。死去的孟繁锷,多年戴着“托匪”的帽子,遭受社会的误解;其亲属几十年出门遭冷眼,入门空嗟叹,长期蒙冤,苦不堪言;知情的群众,多年困惑不解,思想打结,怕受株连,噤若寒蝉。孟的独生女儿在回答笔者关于先父政治历史问题的询问时,迟疑半天,嗫嚅而出的竟是半截话:“人家说爹是国民党……”村干部在一旁的解释简洁得很:“国民党特务,简称‘国特’!”孟繁锷的胞弟孟千里身为昌潍地区专员,为胞兄冤案平反问题奔波多年未果而心灰意冷,谢世前不得不违心地回避胞兄的政治历史问题。
孟繁锷到底是不是“托派分子”?他原先所在部队的老战友、老领导最熟知情况。这批老同志经过革命斗争的长期严峻考验,都成为国家的栋梁。他们有的是中央部委的重要领导,有的在党政军各界担任要职。他们在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中最早觉醒,革命的良知和责任感驱使他们仗义执言,慷慨陈辞。我们最先收到的是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李福泽同志的信函。这位曾在孟繁锷家乡率部跟日伪顽反动武装进行殊死搏斗的虎将,极其负责任地介绍了当年“肃托”案件的来龙去脉后大声疾呼:“孟繁锷同志被杀,完全是一个假案错案,牵连到家属后代,应该给孟繁锷同志彻底平反。”此类信件纷至沓来,总数超过了五十封。老前辈们对革命事业的执着,党性的坚定,情操的高尚,对战友的深情,都是我们这些后生晚辈一时难以企及的。他们提供的材料,是最值得珍存的档案。这些档案资料如实反映历史,活画出孟繁锷在革命战争年代里的英雄形象。
在众多革命老前辈实事求是精神的感召下,孟繁锷家乡的人们在回忆,在反思,在奔走相告。昔日噤若寒蝉的人们开始实实在在地介绍,畅所欲言地评说。我们从群众当中获得的口述证词何止十万言,百万言!这些口述档案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积淀、检验、锤炼,应当说是翔实可靠的。档案拂去历史的尘埃,重现革命战士的本色。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带来的灿烂阳光照亮孟繁锷同志的故乡,照亮神州大地每一个角落,把广大干部群众的心照得通明透亮。孟繁锷同志的卓著功绩和革命精神在广大干部群众心中重新树起一座巍巍丰碑。
(原载《上海档案》2000年第三期,此次重发,题目和内容均有稍许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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