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国民党刚刚任命的威海卫行政区管理公署代专员兼保安司令的原公安局长郑维屏，率其所部驻扎在文威边区的东、西武林一带山村。海军教导队总队第二大队以大队长安廷赓为首，也撤退到文威边区的文登架山村一带。已离开军界的原总队长张楚才则赖在城里不走，无耻地投降日寇，当了汉奸。
我党领导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路指挥部成立以后，指挥员丁光、政治特派员孙德运等率部进驻著棋山东麓——威海卫第八区（桥头区）的方吉、于家夼、马夼邓村，与毗邻的国民党部队建立了联合抗日阵线。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这些部队分别部署在羊亭、冶口、温泉汤等村一条弧形防线上，抗击着威海卫市内日伪军的不断进犯，那时国共合作的抗战形势还是比较好的，民心安定，士气高涨，多次战斗也颇有战绩。
6月初，三军三路指挥部奉命西上。临行前，虽然部队散发了“为西上告文荣威同胞书”，但总稳定不了三县人民的情绪，特别是三军三路驻地一带人民，更是震惊和惶恐。
在此期间，安廷赓部也由于受不了郑维屏部的排挤和欺压，撤到了牟平县的冯家、午极一带。与牟平县的地方势力派、顽军苗占魁、张建勋等部靠拢在一起，支撑着牟平县境内所谓“抗战”的局面。
由于三军三路和安廷赓部的相继西撤，空出了一块相当大的地盘，郑维屏便趁机招兵买马，扩充自己的势力。他把原威海卫公安局所属的3个分局，扩编成3个团，号称保安第一旅。原第三分局的局长石兆麟（外号石猴子）升为第三团团长，团部就设在荣威边区荣成境内的的杜家、孔家等村，其部队则分散部署在威海卫境内的洛后、观里、盘川夼等村。
原驻文登、荣成两县沿海一带的盐务警察王兴仁和胡寿恒部，此时也分别有了发展，扩编成保安第二旅（实为空架子），王为旅长，胡为副旅长兼任荣成县长，其前沿部队——梁俊逸中队住在孟家庄、桥头村一带，张文彬中队就驻在三军三路驻地的墩前等村。
上述几个顽固派部队，均采取了消极抗战的态度。日本军队出动时，他们空打几枪以后就撤退，敌伪军撤回据点以后，他们又大摇大摆地回到原驻防地，形成了与日寇相对而望的半休战状态。但对待老百姓，他们则打着“抗战”的旗号，作威作福，鱼肉人民，所谓的游击队变成了“油饼”队，人民群众敢怒而不敢言。
更严重的是，自8月发生了“葛家惨案”以后，各顽固派军队加紧了对我党我军的挑衅活动，不断制造各种摩擦事件，迫使我党的工作转入了相当困难的地下状态。刚刚激发起来的民众抗日热情逐渐冷却，建立不久的民众抗日自卫队的活动也被迫停顿了下来。文荣威边区人民又陷入国民党顽固派的全面统治之下，迷惘和失望的情绪笼罩着广大抗日救亡青年的心头，人民迫切要求有一支自己的武装力量，人民的子弟兵！
1938年10月，中共威海卫特区支部重建以后，在中共文登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在发展和加强党的工作的同时，致力于恢复与健全青、妇和教职员工等各个救国会以及自卫队的组织活动，至1939年1月中共威海卫特区委员会成立，上述各群众救亡团体的建立与活动，在东南乡一个较大的地域，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和坚实的基础。6月份东海特委在栖霞县的郝格庄村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此后，我们的军事武装工作进入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开展阶段，当时我在威海卫特委担任书记。
根据东海特委军事工作会议的精神，这一段时间，我们在建立威海卫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开展军事斗争方面，着重抓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准备工作：
一、在思想方面，主要做了两件大的工作。第一件事是组织干部（包括特区委成员）学习胶东区党委（当时称第三区党委）发来的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两本书，并较广泛地分赠各村上层人士和知识界朋友，供他们阅读。同时大量分赠胶东《大众报》连载由林一山同志撰写的《抗日必胜论》的文章（后来翻印成单行本）。这些学习材料，为广大干部群众拨亮了红灯，澄清了混乱思想，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第二件事是不断地向党员和各个救国会会员进行民族教育、阶级教育和抗战形势教育，告诉他们党要抓武装，只有拉起我们自己的武装队伍，抗战才有希望，胜利才有保证。同时，发动大家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一旦时机成熟，就随时拉起队伍，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收复国土。
二、在武器装备方面，主要是发动党员和各救国会会员，广泛搜集枪支弹药。先是搜集散落在民间的旧式武器，如大刀、红缨枪和土枪土炮。进而是通过关系，向伪军，主要是顽军收买子弹和枪支（数量极少，多为残缺需要修理的）。旧式武器大多仍分散在农村，掌握在我党领导和控制的自卫团员手中，以公开合法的形式保存着。步枪和机枪子弹，则送交东海特委军事部集中保管，累计先后共送去五六百发。后来因形势有变不能上送了，就留下来准备拉队伍时使用。
三、在组织工作方面，主要是争取掌握自卫团和发动新战斗员这两项工作。组织、掌握自卫团的工作，早在三军三路驻访文威荣边区时就开始了。当时三路指挥部的政治工作人员邹本兰（桥头区河西庄人）等，就在附近一些村庄组织成立“民众抗日自卫队”，曾引起郑维屏的恐慌和不安，想方设法加以阻挠与破坏。三军西上后，郑部马上趁机以行政当局的合法地位，通令各区各村限期普遍成立“民众自卫团”。他们把“抗日”二字勾掉，把“队”改成“团”，以示与我党的区别。我们则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个机会，将原有的抗日自卫队合法化。自卫团长等骨干人员，基本上没有变动，仍然继续掌握在我党手中。这样的村庄，在桥头河以西就有墩前（团长梁镇圃，化名刘青山，共产党员，后任东海军分区后勤部兵工厂厂长，因拆卸旧炮弹爆炸牺牲）、西山（团长刘德淇，化名王玉，共产党员）、方吉、河北（团长邓基，共产党员）、大院（团长刘忠谋，化名林国卿，共产党员）、碑口、报信（团长刘忠，共产党员）、邓家店（团长邓国卿，共产党员）、柴里、黑石、于家夼、江家口（团长夏俊卿，共产党员）、产里（团长殷树柏，化名李志明，共产党员）、逍遥（团长王和泰，共产党员）等村。桥头河以东有雅格庄（团长韩玉瑚，化名刘玉林，共产党员）、洛后（团长吕福本，共产党员）、盘川夼、河西村、屯钟家（团长先为钟毓祝，化名章若明，后是钟毓嵩，化名陈秀峰，共产党员）等共计二三十个村庄。在桥头区，除了桥头、孟家庄等少数几个村的自卫团为顽固派掌握以外，基本形成了连片的我党控制区。
这一些村庄的自卫团员，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捉汉奸，送情报，工作非常活跃，为后来建立威海卫人民抗日武装和坚持游击战争，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有了这种良好的基础，我们就着手发动新战斗员的工作。各村党支部对此非常认真，抓得很紧。开始是成熟一批送走一批，由文登县委号称“铁交通员”的刘锡荣同志带领西上，输送到我五支队，先后被送到部队的有三百人左右。后来形势恶化，交通受阻，我们就把发动成熟的青年，就地组织起来，待机建立自己的武装。有的村庄如墩前村，还将这些青年组织成游击小组，练习打麻雀战。敌伪军出动抢掠时，他们就打冷枪骚扰敌军，保护人民群众转移，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称赞。
可以看出，我们建立人民武装的准备工作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组建一支威海卫人民自己的抗日部队，条件基本具备，只待时机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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