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实施，祖国处处掀起轰轰烈烈的建设高潮，父亲不安于舒适的生活环境，又积极投身到祖国的工业建设中去。1955年直赴东北；当时，苏联援建的“一五”计划重点工程－－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器厂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施工建设，父亲和工人一样，一身水一身泥地在热火朝天的工地上忙碌。1959年调到抚顺挖掘机厂(抚顺重型机器厂)。次年，工厂接受了生产薄板轧钢机的任务。吴远声同志在纪念建厂80周年的征文中写到：“群众大会上乐厂长作动员报告说：我们一定要在45天内拿下500 轧机这个艰巨、光荣的任务。乐厂长讲话的神色，仿佛不是在给工人做报告，而是在向他的部队下达攻克敌火力的命令。”当时炉料不全不足、轧辊材质不好、吊车小……父亲带领技术人员和工人一起昼夜苦干加巧干。他在日记中写到：上设备要生产洋产品，既要有无畏艰苦的精神，又要有科学的态度。吴远声在文章里写到：“乐厂长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其余的时间全都在车间、工段里度过。为了抢修损坏的退火窑烟道，他亲自钻进烟道里去修理。”在全厂上下共同努力下，硬是用土设备在45天时间生产出合格的轧钢机。父亲始终以饱满的热情、雷厉风行的作风、忘我的精神奋斗在工业战线上，他一直履行着1932年在雨花台立下的誓言“兼人劳作”，要把丁香烈士的那份工作也承担起来。
父亲先后担任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器厂副厂长、抚顺重型机器厂厂长、沈阳重型机器厂副厂长、厂长，辽宁省机械厅副厅长。很多年来，许多人都有一个疑问：父亲1931年参加革命、行政八级的高级干部，为什么职务一直没上去。老战友抱不平要他找中央反映。但是父亲对此却显示出了一种与众不同、超脱寻常的豁达。他总说：丁香牺牲时才22岁，我能活着为党工作足矣。“春秋五十吞声别，淮北、藏、辽征衣裂”这是丁香就义50周年纪念日父亲所作《青衣案》中的诗句。能坚持奋斗 50年，能做到“征衣裂”，没有一种精神，从何谈起。而丁香烈士就是他一生的精神支柱。
1982年春，在合肥任机械部合肥通用机械研究所所长的父亲接到辽宁省委的红头文件，宣布撤销1959年的两个错误决定。原来59年庐山会议后，有关组织部门根据中央部署普查干部，鉴于父亲历史上被捕过，有投敌自首之嫌，故作出：(一)对乐于泓被捕问题的审查结论；(二)对乐于泓的限制使用问题两个决定。它如同两道硕大的封条交叉一贴，将父亲的职务封死了。那天满头白发的老爸带着花镜，反复读着文件：我们认为乐于泓同志被捕问题是清楚的。原定乐于泓同志在敌人法庭经不起考验，丧失共产党员气节的自首行为是不合适的，决定撤销……。彻底平反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那抖动的纸表露着父亲激动的心情，他再一次说：我相信党──这句多年来说得最多、说得最坚定的话。那一天父亲特别高兴，站在阳台凭栏远眺，碧绿的原野片片嫩黄色的油菜花，衬着远方平地而起的大蜀山，迎着拂面的和煦春风照了一张像。今天再看这张照片还会使人感受到人逢喜事精神爽的气息。这是父亲人生的春天，是熬过漫漫寒冬长夜盼来的春天，他欣然赋诗自诩为新长征路上的新兵。
1959年到1982年整整23年， 23载的冤案使父亲在政治上、精神上承受的打击和创伤，岂止是一纸数字能够抚平的。记得我们小时候一天晚饭间，家里的气氛很压抑，父亲喝了许多酒，酒后还哭了，妈妈扶他上楼，我们坐在楼梯口茫然不知所措，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昔日乐观开朗的爸爸怎么会哭呢?一定是有什么伤心的事!后来长大了才知道，那年主席来辽宁视察，不许父亲参加接见。这就是“限制”的政治待遇。六十年代初，张国华曾向中组部提出要求调父亲回藏主持西藏文教工作的建议，但因为内控不能提拔重用而未果。父亲却全然不知在他的档案里有这么个决定，它像无形的紧箍咒一般带在他的头上。但他从不计较名利地位，委屈自己咽下，工作则始终如一。对当时机械厅厅长王恩惠，父亲从组织上服从，工作上支持，而王厅长对父亲也是既尊重又爱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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