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我很熟悉的地方，因北京解放后，我们部队就驻进了北京，担负起保卫北京安全的任务。由于警卫任务多，部队很分散，一个班、一个排甚至半个班住在一处。我们机关干部事情不多，听说北京没有死胡同，我们几个人就骑上自行车到处转，几天下来看见白塔寺有一处新堵的胡同，我们总算找到了一处死胡同。在转胡同时我们发现只要是能走中型汽车的胡同必有学校，我们都感叹，北京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名城。
九月初，我们结业回到武汉，那天的气温特别低，汉口火车站有好多人穿皮袄，到武汉的时间太短，对天气太不了解，那天气真可谓变化莫测，把我冻得大大的感冒了一场。
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同志，在一次大会的报告上讲话中有这么一段：人没有不犯错误的，犯了错误就改，改了就好，毛主席就有错误吗，他写的文章改的多，就是发现了错误才改的，改好了就是一篇好文章吗。我回来后讲话时把彭真的这段话也引用了。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这就成了我攻击毛主席的罪状，成了批斗的对象，斗来斗去，总是这一件事。我经历过坐班房、站凳子，500度灯泡照在头顶上还不准动、蚊子、小虫咬也不准动，否则就踢你一脚，再喊一声“不准乱动!”以前战争年代没有坐过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的牢房，这回都尝到了。但时间长了我也就不把这些当回事了。每次批斗完毕回到关我的屋子里，拉手风琴、拉二胡，有时也唱上几句。这可把红卫兵气坏了，他们把乐器全部收走，并把我单独关进一个小屋内。
文革后期，把我派到一个水利工地，当上了副指挥长，好在指挥长廖镜明“副县长”待我不错，施工员也对我很客气，工作起来还算顺心。有几次也被民工连的红卫兵揪去斗了几次，可是斗归斗，斗完后饭菜上就有很好的改善，不白斗。七零年我被调到县机械厂，熊少明同志走后，我任厂部书记兼厂长。由于工作认真又能与工人打成一片，所以深得工人的尊重。星期天与他们一起钓鱼、打猎，过了一年愉快的生活。
我这人一向光明磊落，有什么说什么，襟怀坦白。工人喜欢和我交往。在工作中有时批评人后发现与事实有出入，我马上当面承认错误，纠正错误，对人的处理也本着特别慎重的原则，从不轻率作出结论，总是反复调查，并且在作出决定后不轻易因有人讲情而改变。尽管也得罪了几个领导和朋友，但现在看来至今未留下后遗症。政治运动也有一点好处，那就是人都露出了本来的面目，平时在领导面前好好好是是是的人露出了狰狞的面目，而平时与你有争议的人反而表现出了仗义的一面。
在工作中处理任何问题我都是本着坚持原则的态度，还要灵活掌握顾全大局，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以人为本”。我干交通局局长的时候，一次，长航的一艘货轮把我们的趸船给撞沉了，他们应负全责,所以我们公司就把人家的货船扣了起来，要他们赔偿损失。我赶到现场问明情况后得知货船上有出口物资，若延误了交货时间要被罚款。为了减少损失，我决定马上把货船放行。后来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遇到对方扯皮不想赔偿，“官司”打上去，县、地、省三级领导坐在一起讨论决定，货轮是由于操作不当而至趸船沉没，由货轮方按实际损坏情况予以赔偿。并表扬了我的做法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从大局出发，是正确的。
我以上的工作作风一直贯彻始终，还有一件事说明你心里只要想着人民群众，上级一定能支持的。一次，黄石市交通局来了两位领导，商讨他们黄石市与蕲州的通航问题，按规定这需要省级主管部门批准，手续较繁杂，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蕲州一带的好多群众常去黄石市办公、购物、走亲戚，或者要从黄石转车去外地，但只能等汉九一班客轮，有时客人多，买不到船票就要等第二天。蕲州出行确实很不方便。在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有些同志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不经上级批准，我们不必冒这个险。我认为我们干交通的人就应该以方便群众为己任，我没有犹豫签署了协议，航班按时运行了，广大群众的拍手称好，当然个别人也在等着看笑话，认为我不懂业务，出了事看怎么收场。后来没有多长时间上级主管部门就批准了这条线路，使一些等着看笑话的人无话可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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