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们夜行军快到天亮的时候，走到一个叫“一路”的地方，突然敌人的三辆装甲车从我们后面驶来，灯光照射的又远又亮。可能是我们的战士大部分穿的是从敌人那缴获来的国民党军装的原因，敌人的装甲车直冲我们的队伍而来，却没有开枪，那天是一营三连的后卫，团长立刻命令三连就地消灭敌人，一阵枪弹响过之后，后面的两辆车待反应过来掉头就跑了，最前面的车不动了，我们冲上去里面的两个国民党兵乖乖举手投降当了俘虏。一查看原来是敌车的水箱和轮胎被打坏了。装甲车是开不走了，只能把车上的武器拆下来，把车烧了。驾驶员是一个姓王的，另一个姓乔的是修理工（胜利后这两个人都在我团部给首长开车）。
因敌人的误会，我们打了一个痛快仗，可是没有想到又因为误会打了一个窝火仗，打扫完战场，这时候天已经亮了，部队就地住下吃早饭，刚安顿下，放哨的同志枪就响了，打了一个多小时，待发现不对劲停止射击的时候双方都有了伤亡，原来是一场误会，李红光支队（朝鲜族师）把我们当成国民党打了。
我们行军至离沈阳不远一个叫桃花站的火车站，站旁的山上有敌人沈阳东大营206师的一个连，由一个副营长带领。我们准备当天晚上端掉这个据点。夜深无月亮，我团三营担任攻打敌人阵地。部队由当地一位老百姓带路，很顺利的摸到了敌驻地前，敌人毫无戒备。七连长很果断的只用了两个炸药包炸开了铁丝网，部队紧随爆炸响声就冲了上去，迅速占领了阵地，真是打了一个痛快仗，我军一无伤亡。
天亮了，副团长赵强令七连撤下阵地到村子里休息，由九连负责阵地。这时出现了紧急情况，车站旁有一个敌人的暗堡被我们漏掉了，七连在撤离阵地的路途中被敌人突然袭击。我当时在团司令部任参谋，此时和副团长及通讯员也随七连下山休息。敌枪响后，开始还以为是自己人打误会了，就叫通讯员打旗语，司号员吹联络号。结果敌人的射击不但没停，反而更加猛的朝我们扫射过来。等明白过来，我们简直恨的咬牙切齿，副团长命令我快上山调重机枪、小炮掩护。我调头就冲了出去，迅速穿过不宽的山沟，一口气跑到山上找到营长孙德章，教导员窦绍文同志传达了副团长的命令。很快重机枪、60炮射向敌碉堡。七连的一位叫王德成的排长，带领七名战士一鼓作气冲到敌碉堡附近。此时李副师长也来了，命令小炮超越射击，防敌人逃跑，小炮开始打的还不错，可超越设计糟透了，我们眼看着炮弹落在了王排长和他的战士们当中，当时就看见两个同志牺牲了。副师长马上火了，大喊了一声：刘参谋，把炮手给我毙了！炮手吓得脸一下就黄了。这可难坏了我，自己的同志平时都很熟，我怎么能把他打死呢。我先把炮手拉进一个没人的碉堡里，他以为我会执行命令，就一再跟我说：我不是有意的，我真的不是有意的······。我小声地对他说，你那里也不要去，就在这待着。我出了碉堡朝天开了两枪，欺骗了领导，我心里很害怕，当时非常怕李副师长追问起来，为了掩饰这种心情，打完两枪我赶快离开了那个地方，捡了一只机枪趴在壕沟边上猛向敌人碉堡扫射。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那个炮手。
王排长非常勇敢，一下就翻上了敌碉堡顶上，接着就往碉堡射击口丢进了两颗手榴弹，碉堡起火了，我们迅速冲了进去，敌人交枪了，一个敌兵的腿被炸断，全身都被火包围了，一个劲的喊：老总救命呀······。敌副营长吓得全身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说来也巧，俘虏兵中有一个是副师长带来的侦察员的哥哥，两人一见面俘虏兵就一个劲的求饶：兄弟，我是被国民党抓来的快救救我吧。侦察员只说了一句：带走！
战斗还在继续，敌人的援兵来了，由阵地战变成了进攻战。赵副团长的警卫员是刚从团宣传队抽来的，基本没有战斗经验，他看见我横穿一块开阔地到这边来了，他也学我横穿，可是刚跑了几步就倒下了，一个劲的喊，刘参谋，我的腿受伤了，快来救我呀！此时战况非常紧张，敌人火力很强根本不可能过去了，只能喊他自己爬过来，后来在铁岭医院才知道这位同志是膝盖受伤了，被锯掉了一条腿。
敌人的反扑又开始了，那阵势弄得挺大，三两装甲车在前，步兵在后向我们阵地冲来。由于我们在“一路”打过一次装甲车，所以大家谁也不害怕，用轻重机枪猛打，很快，装甲车被打坏了一辆，驾驶员飞快的爬出来和敌步兵跑回去了，老办法，放火烧。
中午战斗平息了一会，我与孙（化南）营长坐在山头上闲聊（我们是老乡），突然他大叫起来，好家伙，你的大衣怎么翻了花。我往后一看，大衣的后身有两个洞，我想起来了，一定是刚才横穿开阔地被敌人机枪扫着了，当时我想，好险那，差一点就要了命，我的命好大呀。其实，战争中我们经历了那么多战斗，能活到胜利的人，肯定都经历了多少次这种已知或者是未知的险情，比起牺牲的战友我们确是万幸。
两军一直对峙，战斗持续了三天。第四天我师全面实施进攻，趁夜晚我团占领了敌人外围阵地。敌人第二天组织了几次反扑，可到了夜晚他们就缩在大本营里不出来，但不时地用大炮轰击我军阵地，并不断有一些枪声。
为了减少伤亡迅速结束战斗，团长命令我写一封劝降信，给敌团长送过去。我发挥了我五年级“知识分子”的水平，即简单又明了的让他们认清全国解放大局已定，不要继续顽抗，顽抗到底死路一条。信先是由一位便衣侦察员和当地一位老百姓去送的，他们刚接近敌人阵地前沿，那位老百姓就被打伤了肚皮。第二次是我带着老百姓再去，我想办法在敌人还没有打到我们的时候迅速接近敌人阵地，让敌人弄明白我们来得目的，还好，我们毫发无损到达了敌人团部，我把信交给了一个副官，不一会敌团长出来了，他自我介绍：我是团长名叫陶义，我基本同意你们的意见，你们想攻下我的防地付出再大的伤亡代价也是不可能的，为了我们兄弟的生命安全，我愿意交出武器，和平解决问题。他又看了看我说：我派我的副官跟你去见你的长官。
回来的路可没有去时的惊险了，我把那个副官领到了团部，李飞团长接见了他，告诉他全国及整个东北的局势，劝他不要为蒋介石卖命了，要认清形式尽早交枪······。副官很少讲话，一边听一边点头。谈了近两个小时。他返回不久，就把敌团长带回了我们的阵地，中午吃饭的时候到了，我们特地为他炒了一盘鸡蛋，还买了一只鸡，做了大米饭，就是缺酒。席间谈好了，晚饭前他们退出阵地，全体士兵集结交枪。
阵地前一片狼藉，我军全线停火，周围宁静的有点不习惯，可是此时东大营的西北处一个小土包处战火正酣，，任凭我们的通讯员打旗语、吹号，不起一点作用。攻击的部队还是坚决、勇猛的打击敌人。不久他们就攻占了敌人阵地。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李洪光支队的一个营，由于他们是一支朝鲜族组成的部队，不属于我们指挥，他们尽管伤亡很大，但他们还是以实际行动彻底打破了陶义吹牛的话。
整个下午敌机不断在东大营上空盘旋，当小土包阵地被攻占后，敌机无奈的投了几颗炸弹飞走了。炸弹投在了敌人军用仓库上。仓内弹药不时的爆炸、燃烧。
到战斗完全结束，敌团长陶义一直呆在我们团部。此时敌副团长带了一帮兵抬着陶义的负伤的那个传令兵来到了我们团部。陶义看到后一边安慰他好好养伤，一边从手上摘下一枚金戒指送给了这个小传令兵，紧接着副团长、副官也都摘下金戒指送给了伤兵。陶义还告诉他：我将来解甲归田，要回到上海，你伤好后到上海什么工厂（我记不清了）找我。我当时挺吃惊，心里偷偷想，国民党也有人情味吗。那个身材高大、服装整齐的上校团长和短小瘦弱头戴一个美国造毛线帽的副团长，一起被押走了。
我们终于来到了沈阳市，一路上再无战事。起初我住在了和平区月牙胡同，后来又住到了小东门外一家本来是国民党的一个少将参谋的家。住进去几天我就发现这所房子很特别，从外面看来房子很长，但从房门进来只有两间房那么大，我就开使怀疑应该有暗室，没事就顺着内墙敲，果然在墙角找到了暗门，打开一看里面是又隔成里外的两个房间。外间有一张大床，象黄金一样发出金灿灿的亮光，屋顶吊了一间十二层的电灯，每一个灯泡都象一个红辣椒，里间的屋子里供了十二个比手指大的金佛爷，蜡钎和火盆均是白银做成的，屋里还有一副象牙麻将、一副象牙中国象棋。我是很贪玩的人，先把麻将和象棋拿在手，然后占用了那张大床。后来三反时才知道，金佛爷被曾当过店员的一位徐参谋拿去。那些银制品被一位缮写员拿到市里换成银元了（三反不久，他们全部上交，据说那十二个佛爷的确是纯金制作的。）
麻将和象棋大家都在一起玩，只是那张大床我一人独占，不如意的是吊灯不亮，那时根本不知道电灯是怎么亮起来的，凭想象我找来一根电话线，一头接在灯的上端，一头就往插座上插。因为在威海知道了电的厉害，我事先戴上了国民党做的外表是布里子是羊皮的手套。刚刚往插座里一插，只听“啪”的一声响火光一闪，我下意识的快速把手离开了电源，看到电线在那冒白烟，又赶紧拔下了电线用脚把冒烟处踩灭，再看手套被打开了两道口子，幸好羊皮未被打穿。这下可惹了大祸，整个院子所有的灯都不亮了。好在有老百姓有懂电的，很快就修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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