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逢培回忆胶东抗大十年风雨

Admin 发表于2016-05-14 23:51:43
“我是1926年出生,1945年3月参军,那时候还不到19岁,我是由胶东公校选拔去的山东军区教导第二团,当时入伍是在海阳发城,后来到莱阳五格庄,因为是战争,部队经常变换地点。”柳老先生回忆道。
“您能详细介绍下山东军区教导第二团的情况吗?”我们问道。
“这个说来话长了,山东军区教导第二团的前身是胶东抗大,说胶东抗大之前,我得先给你们说说‘抗大’的由来。”老先生打开了话匣子。
“抗大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培养军事政治干部的学校,全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中共中央为适应抗日战争形势的需要,于1936年6月1日将创办于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改称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 1月随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延安,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毛泽东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委员,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毛泽东亲自为抗大规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抗大学员以从部队中抽调的干部为主,并招收从全国各地到延安的爱国知识青年。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在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成立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的指示,1938年12月25日,抗大一分校在陕北延长县召开成立暨东迁动员大会后,于1939年1月3日出发,东渡黄河,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1月21日到达山西上党地区故县村。2月23日举行开学典礼,何长工为校长。1939年冬,抗大一分校由太行山区迁往山东。1940年2月,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一纵队决定,由进入到沂蒙山区的抗大一分校,派出第一大队的干部,到胶东抗日根据地与胶东军政干校合编,组建抗大一分校胶东支校(后改称抗大一分校胶东第三支校,简称胶东抗大)。抗大一分校胶东支校,主要担负着抗战期间胶东区军政干部的培训任务。1943年春,为贯彻党中央精兵简政的方针,山东军区决定,抗大一分校本部改为山东军区教导第一团,胶东支校改为山东军区教导第二团,属山东军区建制,归胶东军区管理。1947年2月,根据华东军区决定,山东军区教导第二团又改为华东军政大学胶东分校。至此,山东军区教导第二团(抗大一分校胶东支校),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柳老先生娓娓道来,胶东抗大从1940年4月创建,至1949年5月彻底迁走,近10年的风雨历程,为军队和地方培育了数以万计的优秀干部。
亦学亦兵的非凡历程
“您当时所在的团里有多少人?”
“2000 多人吧,当时由4 个大队组成,每个大队有五六百人;一个大队由4 个中队组成,一个中队有100 多人,相当于一个连。”柳老先生介绍到。
“当时教导二团的人员构成、来源都有哪些?”
“主要有这么三种,八路军营、连、排的初级干部,分参谋类行政人员和指导员类的政工干部,还有就是来自中小学的老师、中学生。”
“当时都学习、训练哪些内容?”
“主要有三大部分,一是步兵操典,主要是涉及徒手的内容,分单兵教练、班教练、排教练、连教练;二是枪炮的使用,主要讲述枪炮的构造、性能;三是战略战术,主要有攻坚战、阻击战、运动战、地雷战等等,没有文化课。”
“当时的生活条件怎么样啊?”
“当时条件比较艰苦,由于处于敌后,我们没有固定的课堂和训练场地,走到哪个村庄,那里的山坡、树林、场院就是课堂。如果遇到雨雪天气,大家就挤到较大的宿舍里,借扇门板当黑板,背包就是凳子,双膝就是小桌,大家认真做笔记,一起上课, 一起训练。当时,干部和学员的生活都非常艰苦,冬季基本只吃两餐饭,经常是半年吃不上一次猪肉。食品品种单一,季节性很强。秋季则吃玉米、高粱和地瓜。春天是缺粮季节,玉米、地瓜干也吃不上,只能在玉米面里拌上野菜和树叶充饥。由于常年肉、青菜、油吃得太少,学员们普遍营养不良,大多数人患有肠胃病、夜盲症等。学员把穿破的夏装当衬衣,冬天空身穿一件棉衣。由于长年睡在铺着茅草的潮湿的地面上, 很多学员生了疥疮。痢疾、肺结核等疾病也经常发生。尽管如此,大家始终保持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以旺盛的革命斗志参加学习和战斗。”老先生激动地说。
据柳老先生介绍,1940 年夏秋之交,校部转移到平度大泽山区,边战边学。1941 年3 月15 日,在许世友司令员指挥下的胶东主力军打下牙山,当日下午,胶东抗大胜利到达牙山革命根据地,从此,有了相对稳定的办学条件。
胶东抗大在牙山北麓办学的几年,正是日寇最疯狂、“扫荡”最频繁的时期。然而招生、培训不但从未间断,反而缩短培训时间,增强招生数量和训练内容,当时军民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抗大,抗大,越抗越大。”据不完全统计,参加过解放胶东战斗的将领,建国初期被授予将军衔(上、中、少将)的有27人,其中有10人是从胶东抗大里走出来的。学员中成为优秀指挥员的也不乏其人,如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与胞兄迟浩谦(北海舰队原军务处处长)都曾在胶东抗大上过学。
壮大于战火中的胶东抗大,不仅有塑造人才的机制,而且能巧妙灵活地打击敌人。它在多次反“扫荡”中愈战愈强,保卫了抗日根据地,促进了地方工作,平安时帮助群众耕种,开展文化学习,战乱时掩护群众转移,保护人畜安全。因为有了“抗大”的存在,抗日革命根据地才更加活跃和巩固。
(采访 撰稿:孙春丽 魏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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