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 年的一天，我丈夫根据组织安排，利用尹团军医官的身份再次去天津购买药品和器械。由于叛徒的出卖，走的第二天，敌伪部队来了个大换防，尹团部队被全部换到了徐州，接替他的是伪军聂司令的部队，而且该部队三营的张营长就住在诊所的隔壁。由于事先不知道，我丈夫还是按原来的方式先将药品和器械卸到临城，并将药品先运到夏镇诊所。得知尹团被换防后，他并没有退缩，为了将组织上需要的弹花机、轧花机、织袜机等机器交给游击队，他再次来到临城取货物，不料在火车站遇到了敌伪特务，随被抓捕，带上了去往枣庄的火车。路上，他考虑到自己面前有两条路， 要么死掉，要么跑掉，于是下定决心跳火车逃跑。在敌特不注意的时候，他突然从窗户跳下火车，不料被摔得昏死过去。之后又被敌特抓上火车，被死死捆住押往陶庄。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我丈夫每次出远门都要对我说明什么时候回来，这次也不例外，说好第二天就回来，却怎么也等不着了。此时我对他被捕还不知情，但隐隐意识到他可能出事了。我一面继续开展地下工作，一面托组织打听着丈夫的消息。一天， 叛徒张二从隔壁张营长屋内跑到诊所，把枪往桌子上一撂，恶狠狠地喊道：“刘先生在家吗？”我答道：“刘先生跟着尹部队走了！”张二立马奸笑着说：“你不认识我了？咱可不是外人，你还在三孔桥给我换过药。”我嘴上虽说：“俺可不认识你。” 心里却想着：“就是扒了你的皮，我也认识你的骨头！”过了没两天，张营长就把我叫了去。他先是套近乎，后来就直接打听我丈夫的情况，我始终坚持说跟着尹部队换防走了，他一看实在是问不出什么情报来，便直接说出了我丈夫如何被捕，如何跳火车，等等，并进行敲诈勒索，说要想见我丈夫就得请客吃饭。如此反复几次我并不为所动，最后他急了，拿起皮鞭朝我抽了两鞭子，同时恐吓要把我抓起来。为了不影响地下工作的开展，我只好来个缓兵之计，对他说：“现在家里是真的没有钱，要不让俺大爷（通信员李洪奎）回家去，看看能卖了房子或者地，俺好能请客。”过了几天， 他又将我叫去，我说：“这个房子和地，不是一次就能卖出去的，实在没有办法， 要不再等几天……”他说：“你就是滑头……”过了几天，他又问，我说：“要不让俺大爷再回家看看，实在不行就先借点钱……”第二天晚上再次将我叫去，我说：“俺大爷还没回来呢，也许明天就能弄来钱……”他终于失去了耐心：“你要再说谎，明天还拿不来钱，我就把你抓到宪兵队去！”这天晚上，我的几个孩子已经深深入睡，而我和李洪奎、老安嫂却怎么也睡不着，3个人围坐在火炉旁，心想这可如何是好。最后，我说：“李大爷，老安嫂，你们都别管我了，真要是把我抓走了，你们把这几个孩子帮我照顾好，就拜托你们了。”老安嫂说：“你放心吧，俺把这几个孩子当自己孩子待……”大家都掉下了眼泪。过了没一会儿，就听到外面传来了“哐哐哐”的敲门声，接着是稀里哗啦的皮靴声，我心想：“这次是真的要被他们抓走了。”没过多久，又是一阵稀里哗啦远去的声音，大家都提心吊胆，不知道外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等到天亮后，才打听到昨晚发生的事。原来，在尹部队调走后，换防到此地的聂司令想在老百姓中有个好印象，而张营长一家都吸大烟，为了能弄到买大烟的钱，就到处勒索，结果被人告到了聂司令处，聂司令为此很生气，连夜派人将他抓了起来。
一天，我丈夫的表叔从沛县小街子匆匆赶到夏镇，将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交给了我。我不识字，交给了通信员李洪奎，李洪奎看后说，这是刘先生写的，他被关在了陶庄。我们立即将此消息上报给了游击队。组织上首先打通关系，安排我前往陶庄监狱探望他。临行前，张新华将一封信交给我，让我带给我丈夫，并且一再嘱咐要把信放好，千万不能让敌人搜了去。到了陶庄，我首先买了一个烧饼，用刀子从边上划开，将信塞入烧饼中。监狱守门的鬼子未看出异常，便让我进入，走在黝黑的监狱中，随着鬼子打开一扇又一扇门，终于来到了关押他的地方。那是个又黑又狭窄的小屋。我再一看他，两只手臂因受伤感染流着脓水，头发又长又乱，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一股难以言表的悲伤一下子涌上了心头。我一头扎进他的怀里，将烧饼塞给他，两行热泪不住地往下流。他只问了一句：“新娃（大女儿）上学去了吗？”我点点头：“去了。”还没等再说点别的，看门的鬼子就拉起我往外推。我回到夏镇，将情况向组织进行了汇报，组织上决定想尽一切办法救出他。于是让夏镇的张开奇（音）帮忙，张开奇是当地的大地主，他的女儿嫁给了枣庄大资本家刘小峰（音）的大儿，刘小峰与鬼子联系很密切。组织上正是希望能通过这个关系将刘家廉救出。作为交换条件，游击队允许他贩运苘麻。我跟着张开奇来到了枣庄。见到刘小峰后，张开奇寒暄了一番，便将此行的目的说了出来。但刘小峰却说：“这个事情不好办，人证物证都有……”在我的一再要求下，张开奇答应继续找刘小峰帮忙，刘小峰走到哪里他们就追到哪里，一连好几天，依然没有结果。张开奇害怕我丈夫如果真的出了事，游击队是不会放过他的，最后张开奇急了，指着刘小峰嚷道：“这点事你都不给办，你等着就是！”扭头便往外走，刘小峰赶忙叫住他说：“现在鬼子怀疑我通八路，不可能让他立刻出来跟着你们回去，需要再等一段时间，但我可以保证他的性命没有危险。”
转眼几个月过去了，一天，陶庄那边传来了消息，说刘家廉等21 名犯人被拉了出来，装上了去往满洲的火车。我知道，运到满洲的人是有去无回，急忙去找组织营救。没想到的是，这21 个人在运往满洲的过程中，路过兖州时，单单将我丈夫留了下来， 关到看押所进行劳动。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1945 年8 月15 日，日本宣布投降， 8 月28 日，我丈夫趁着警备松懈的时候，从看押所翻墙逃了出来，终于回到了夏镇家中。
抗站胜利后，我丈夫和我被先后调入鲁南二专署疗养所、鲁南一专署疗养所、鲁南平民医院、华东军区十四院、鲁南行署医院工作。1950 年，我们被组织安排到滕县工作，在曲阜进行整编时，遇到了曲阜县县长孔子玉。孔子玉非要将我们留下来， 至于组织上的安排，孔子玉说他会给组织上写信。我们就这样留在了曲阜。后来，我们在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创办了曲阜卫生院。
（采访：刘 屹 撰稿：刘 屹 孙春丽 蔺延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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