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丈夫刘家廉在20世纪20年代曾在天津学习过医学，因为医术精湛，便在徐州开了家私人诊所，自谋营生。1930年，我们结婚。婚后，我在他的熏陶下也慢慢学会了为病人消毒、换药等医学知识。在徐州期间，有姓蔡和姓程的两位共产党员与刘家廉来往密切，我开始意识到他与共产党发生着某种联系，尽管那时处于白色恐怖统治时期，我对此并没有任何怨言，而是在背后默默支持着他所做的一切。1937 年的一天晚上，国民党政府的警察突然闯进医院，二话不说便将我丈夫带走，我赶忙追上前质问道：“你们干什么？我们自己开的诊所，为什么抓人？”对方只冷冷地说了三个字：“有嫌疑！”我担心丈夫的安危，多次想去探监， 却被一次次无情地拒之门外。好在国民党没有抓到证人找到证据，我丈夫在监狱中有惊无险地度过了9 个月。就是在这9 个月里，他结识了同被关押监禁在一起的共产党员张新华。1938 年，刘家廉被释放出狱，之后我们便离开徐州，回沛县继续开诊所。新四军路过沛县时，我们还曾为新四军的伤病员看病打针。但是随着日寇的步步紧逼， 我们被迫放弃沛县的诊所，回到老家房村继续行医。当时正值徐州会战之际，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不甘心国家被侵略的热血青年都自发地参加到抗战中来，我丈夫便是其中一位，他参加了中共领导下的青年救国团，在地方青年救国团任乡团长。
1939 年2 月，微山湖区建立了第一支抗日武装——苏鲁豫支队后方办事处第五游击大队。同年夏，我丈夫在微山湖遇到了游击队副大队长张新华等人，因为他医术高明，加上游击队缺医生，张新华等人便征求他的意见，问他能不能参加八路军，开展抗日工作。我丈夫毫不犹豫，当即就答应了。他回家后，便将此事告知了我，我二话没说，同他一起用挑子挑上收拾好的医药用品及行李，奔赴微山湖东，住在夏镇三孔桥。组织上还专门为我们在三孔桥设立了一个医院，以公开营业为掩护，实际上是专用于治疗八路军的伤病员。当时，鲁南山区环境恶劣，有不少山里的伤病员和其他地方送来的八路军伤病员都被运送到夏镇，隐蔽在三孔桥附近的老百姓家中，由我们负责治疗和照顾。同时，我丈夫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替其他八路军队伍购买西药及医用品。
1940 年，驻湖面地区的国民党顽固派连续制造摩擦，破坏抗战，制造了屠杀我党政军干部的“千里井惨案”和“六一三惨案”，冯子固与耿聋子、周侗等五支部队围攻我滕沛边区，游击队的处境十分困难。为了保存力量，除留一部分同志坚持工作外，其他同志撤退至湖西。为了照顾未撤退的伤病员，我们夫妻接受组织任务留了下来，继续以经营医院做掩护，并利用各方面的关系将八路军伤病员隐藏起来，使他们免受伤害。当时留在夏镇的伤病员有30 多位，一切食宿和治疗完全由我们负责，战士康复后，我们再想办法将他们安全地送回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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