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山东省立济南女子中学毕业回乡后，暂时生活在父母身边，有时帮助母亲做做家务，闲暇时拿出我的课本温习一下。我那时的思想也在激烈斗争中，上了这么多年学，难道就要走中国传统女子相夫教子的老路吗？坚决不能！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正在蹂躏我们的祖国，我要按彭畏三老师教导我们的那样，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父母知道我的想法后说，一个女孩子出外闯荡干什么。最后我做通了父母的工作，于1939 年8 月在淄博参加了革命工作。 那时，我们女同志主要进农村做群众工作，鼓励青年出来抗日。由于我所在的几个村子群众工作做得好，参军人数多，1940 年2 月， 由俞昭林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 年4 月，我被组织推荐到清河区党委开办的党校学习。那时的学校没有固定的教室，时常在村边或墓地讲课，由于日本鬼子经常“扫荡”，在一个村住两三天就要转移。当时, 受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委派，晓村同志担任中共清河区军政委员会书记，面对日本侵略军频繁的“扫荡”和“蚕食”，在异常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他带领队伍坚持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建立了清河平原抗日根据地，进而开辟和建立了垦区抗日根据地，打通了清河区与冀鲁边区的联系。晓村同志亲自兼党校的教员，给我们学习班讲党的建设课。我是新党员，迫切需要了解党的知识。因此学习时很认真，听课很专心，小组讨论也积极发言。课余，我领着大家唱歌，在班里算是积极、热情的活动分子。张仲明是我们的指导员，经常参加我们小组的讨论。在学习班毕业典礼上， 大家一致推选我代表学员联系我在农村的工作经验讲一讲学习的心得体会，及以后怎样理论联系实际的想法。我不好推辞，便大胆地上台讲了话，表了态。晓村同志参加了这次毕业典礼，我们就这样相识了，但当时没有直接来往。回到工作岗位后，我又到临淄县妇救会做宣传工作，与县妇救会主任住一个炕，似姐妹一样。她帮助我学习，教我如何做好工作。一天傍晚，她找我个别谈话，讲到婚姻问题，进而提到晓村同志，我觉得很突然。她讲到晓村同志是党的干部，工作、学习都很好，征求我的意见。我不好表态，只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他家里有没有妻子，如没有，我可以考虑。结果晓村同志给我的第一封信就详细谈了我所担心的问题，解除了我的疑虑。后来我听晓村同志说，他曾向我以前就读学校的老师了解过我的情况，并向党小组汇报了他与我的关系，党小组会同意了。我们的关系就这样通过两封信、见过两次面后确定下来。我们于1940年12月31日在博兴辛集结婚。婚礼非常简朴，只邀请了老参议长、妇救会主任等四五位同志参加。晓村同志风趣地向大家介绍我们的婚恋经过是速战速决。
结婚的第二天，没吃早饭，我就去博兴县委报到，任博兴县妇女抗日救国会（简称“妇救会”）主任。当时的博兴县是新区，妇女的思想比小清河南落后，受封建思想束缚比较严重，10岁左右的小女孩都缠着小脚，青年妇女不敢接触我们，我只好住在抗属家里，通过他们对广大妇女开展工作。那时工作、生活都很艰苦。与晓村同志结婚后，我在基层工作，他在领导机关；我在博兴县，他在清河区一带活动，见面机会很少，也无节假日，而且还要注意影响。一年能见几次面就很不错了。婚后的第一个春节，晓村同志晚上行军到达了我工作的地方——博兴康家坊，住在一个场院屋子里。他当时还没有吃饭，就从给养口袋内倒出干窝头。抗属赵大娘看到了，赶快煮了两个荷包蛋，他连蛋带汤泡着干窝头美餐了一顿。春节期间他就在这一带住了几天。部队组织了文艺活动，并和驻地群众联欢，扭秧歌、踩高跷，欢度春节。群众非常高兴地说，八路军能文能武还能搞文娱活动。虽然生活艰苦，这年春节还是吃了顿饺子。以后的几个春节就没有在一起过。1943年，晓村同志准备到山东分局参加高级干部会，忙于准备会议材料，春节是在广饶县过的。1944年，我在广饶九区东营村(现胜利油田总部所在地)蹲点，搞减租、减息、动员参军等工作。群众参军活动搞得热火朝天，参军的高潮振奋人心，但有艰苦细致的大量的思想工作要去做，我也忙得不亦乐乎。比如，参军的青年谈好了，但他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又不同意；未婚妻、未婚妻的父母的工作前一天做好了，第二天又可能出现反复。这些思想问题都要及时解决。因此过春节我也没去晓村同志那里。1945年形势好些了。1946年过春节，渤海军区司令部驻在土桥，准备攻打德州，我和罗加同志(袁也烈司令员的夫人)一块儿去了司令部，来去匆匆。战争年代的革命夫妻更不如说是战友!
晓村同志在战争年代若干次遇到危险，但都脱险了。1943 年11 月，日伪军26000 多人配以飞机、坦克，对清河区进行规模空前的拉网合围大“扫荡”。由于撤退不及，晓村同志与一个连的同志被堵在抗日沟里整整一天，人与马都不敢出声。敌人汽车好几次到了抗日沟边，又鬼使神差地返回去了。一直等到天黑以后，才从抗日沟里转移出来。“抗日沟”，与广为传颂的冀中地区“地道战”类似，是渤海区军民适应平原武装斗争需要的一大“创举”。沟沟相通、村村相连、纵横交错的抗日沟， 不仅便于我方昼夜活动打游击，而且可以阻止敌人的活动，成为抗日打鬼子的“地下长城”。1944 年2 月，3 冀鲁边区和清河区合并组成渤海区以后，晓村同志担任渤海区党委书记、渤海军区政治委员。他团结队伍，依靠群众，坚持开展灵活机动的武装斗争。1944 年七八月间，他到前方和杨国夫司令员一起指挥，对日伪军发起了夏、秋季攻势，先后攻克乐陵、临邑、南皮三座县城和沾化、青城的大部分地区，共歼灭日伪军5000 余人，巩固和扩大了渤海区与胶东区、鲁中区的联系。解放利津城时， 晓村同志在指挥所观察敌情，敌人一发子弹打过来，要不是警卫员一把将他拉开，他很可能被敌弹射中。一次攻打张景月顽固派时，一股顽军冲到我军区司令部，情况十分危急。在警卫人员的掩护下，晓村同志和杨司令员他们边打边转移，终于脱险了， 但有的警卫员在战斗中牺牲了。
1945 年对日大反攻，晓村同志与杨国夫司令员率领渤海军区部队，解放了渤海区腹地全部县城，将渤海区发展成为西起津浦铁路、东到渤海之滨、北至天津、南至胶济铁路，面积约5 万平方公里，县城41 座，人口1100 多万的解放区。
我和晓村同志在战争年代结为革命夫妻，聚少离多，但我们的感情笃厚、深沉， 为了革命的胜利，舍小家顾大家，做了我们那一代革命青年应该做的事情。
（采访 撰稿：李天程 魏振华）
谁在收藏
浏览：1018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