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盲教识字科班显威风
1932年秋，我考入太原第一师范学校。这所学校当时是山西一所进步的学校，是一个革命的摇篮。学校老师中有中共地下党员，如：解放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鲁迅博舞馆馆长的李何林，当时在学校教语文；解放后曾任四川省委书记的杜沁源，是该校的国学教员；解放后曾任兰州大学校长的辛安亭，上海市副市长的宋振环，都是一师的进步教师。在一师浓厚的革命氛围中，我受到了进步思想的熏陶和启蒙，开始积极参加一些革命活动。1936年夏，我在学校加入了“牺牲救国同盟会”和“抗日救亡先锋队”。同年11月，我被派往大同县任村政协助员，深入农村，宣传抗日救亡并发展牺盟会员、抗先队员，发动群众，宣传革命理论，扩大革命组织。
1937年11月，我参加了八路军一一五师。后在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学习。1938年初，组织上把我送到延安，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到中央军委政治保卫营担任文化教员。当时我们的队伍里许多干部和战士的文化程度较低，有的还是文盲。一些同志参加革命早，打仗也很勇敢，但因为文化程度低，既影响了工作。红军时期不具备学习的条件，到了延安后，党组织开展加强了文化学习活动。当时，我作为师范学生，因为受过正规的师范教育，又上过抗大，所以在教文化课中，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把道理讲得即通俗易懂，又幽默风趣，深得学员的好评。
当时，毛主席在延安市的办事机构称为“昆仑办公室”，其中一些警卫员、马夫、炊事员等同志的文化程度不高，有的还是文盲。为了帮助这些同志学习，“昆仑办公室”将我调去担任文化教员。
1939年，“昆仑办公室”秘书长李六如同志找我谈话，通知我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马列学院是延安培养党员干部的高级党校，当时在我党、我军的干部中，有些同志文化水平较低，就被送到该院学习。这些同志在马列学院学习时因文化水平低，学习很吃力。因此，学院选调了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年学生到马列学院学习，在编支部时，将他们与文化水平低的一些同志编在一起，相互帮助学习。
在马列学院学习了一年多后，1941年6月，我被分配到八路军总政治部锄奸部工作，在侦察科当科员。当时的部长是吴既之，副部长是欧阳毅。我所在的侦察科科长是钱益民。
踏上公安路封闭受培训
1941年底，我被组织上送到中央社会部西北公学保卫干部训练班学习保卫工作。西北公学在延安枣园（中央办公厅驻地）的后沟内。训练班共有四个班，其中一、二、四班专门培训情报干部，三班专门培训保卫干部。我被编在三班，三班有45名学员，男生40名，女生5名。学员中有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也有刚刚参加革命三、四年的青年干部。大多数来自军队系统，少数来自地方政府机关。西北公学校长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兼任，副校长是李逸民，秘书长是毛诚。
保卫干部训练班对外绝对保密。一开学，秘书长毛诚就亲自讲话，宣布严格的纪律，要求学员只能在沟内活动，不能外出，不能通信，也不解同任何人讲住在那里，必须严格遵守纪律。当时有些学员一听要求这么严，思想上感到太神秘化了。经过一段时间后，就慢慢习惯了，也认识到了保卫工作的重要性。
1942年1月，保卫干部训练班正式开课。由当时的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讲《特别工作建设》，这是重点业务课，他讲了情报保卫工作的基本原则、情报人员的思想修养等。中央社会部谭政文同志讲《审讯学》。陈龙、周毅然、王再天、解方、匡亚民等同志讲授日本问题、国民党各特务派系的历史及活动情况和规律等课程，内容新鲜，学员们听得专心致志，提高了保卫、侦察业务工作的基本知识。
训练班的教室就在土窑洞内或外面的平地上，大家围坐在一起，听老师讲课。学员们住窑洞，伙食都是小米饭、山药蛋、白菜汤。偶然吃一顿馒头，菜中有几片肉，大家都笑说是过年。这种艰苦的生活，这种艰苦的生活，直到后来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后，才逐渐有所好转。
滚滚延河水连接相识情
1942年底，我从西北公学保卫干部训练班学习结束后，被中央社会部分配到延安陕甘宁边区保卫处侦察科工作，负责调查、监视敌人公开的和隐蔽的特务活动。
1944年夏，我被调到延安保安处侦察队（对外称南关支部）工作，担任党支部委员。在这里，我结识了后来成为终身伴侣的毕实宜。
毕实宜出生在延安市一个自由职业者家中，其祖父毕光斗，是一个无党派民主人士，是延安城有名的医生。他医术精湛，乐善好施，经常为穷人看病，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毕家在延安是书香门第，社会关系众多，故延安人又称他家是“毕半城”。党中央、毛主席到了延安后，把毕光斗作为统战对象，他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参议会副议长、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延安市副市长。毕光斗虽是民主人士，但其大家庭封建思想严重，重男轻女，毕实宜虽然从小也读书受教育，但她也受到了封建家庭的束缚。1941年，年仅15岁的毕实宜为反抗封建礼教的制约毅然离家出走，考入陕甘宁边区第一师范学校，穿上军装，投身革命。第一师范当时是边区政府办的一所文化补习学校，学员多是参加革命时间很长，一直在首长身边工作的马夫、炊事员、警卫员等，这些人不少是文盲或半文盲。毕实宜是延安的中学生，她脱离封建家庭的束缚后，像一只出了笼的小鸟，在自由的蓝天中飞翔。她天真活泼，除学习革命理论外，还担任一些学校扫盲班的任务。
1942年延安开展整风运动，因怀疑家庭成分复杂，年小的毕实宜也被划为审查对象，批评受审查。整风进入审干阶段后，第一师范搞扩大化，从西安去的一个姓常的女青年在运动中乱说，说学校的女生生产队是“美人队”，都是“三青团”和“复兴社”分子。当时班里有一个叫王力的男学员，曾经是王震同志的警卫员，因不满这种扩大化的作法，就被那些极左分子吊起来殴打，还诬蔑他是国民党特务。直到运动后期纠偏才给毕实宜下了“本人没有问题”的结论。
1944年3月8日，延安保安处侦察队队长王林到第一师范选干部，认为毕实宜年轻，有知识，审干没有问题，就将她选调到延安保安处。到了保安处，她参加第四期保安人员训练班，主要是学习革命理论和情报侦察业务。
1944年6月，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联络小组来到延安了解我们党的情况，为了侦察了解美国人的行动，第四期保安人员训练班的学员被派到有关地方和部门执行任务。毕实宜被派到离延安城二十多里的桥儿沟小学当教员，因这里有一个天主教堂，美国人要到这里参观。毕实宜在这个小学以教书作掩护，观察着美国人在这里的动向。她为小学生讲课，教数学、语文、体育等，深受学生爱戴。美国联络处走后，她有调回延安保安处侦察队。
这天，我奉侦察队王林队长的命令来到桥儿沟小学，接毕实宜回队。毕实宜不认识我，用怀疑的目光盯着我。我就告诉她，我是保安处侦察队的人，但原来一直在交际处工作，最近才回到侦察队，担任党支部委员。毕实宜安排我在学校吃饭，还为我打来一罐绿豆稀饭。饭后，我替她背着行李，两人一边聊一边往回走，聊得非常投机。面对这个天真可爱的小姑娘，我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这真是一个好姑娘啊！在过延河水时，我找到了一个表现的机会，面对齐腰深的河水，我对毕实宜说，河水深，我扶着你过河吧！18岁的小姑娘，虽已相信这位大哥哥是个好人，但让一个刚刚认识的年轻男子拉着过河，还真不好意思，因深水深，她又个小，怎么过呢？看着她犹豫的样子，我笑了，把背包带紧了紧说，都是革命同志，有什么不好意思，说完拉着毕实宜就走入河中。
回到保安处后，王林队长找毕实宜谈话，表扬了她在桥儿沟的工作，又将她分配到延安市场沟大众合作社当出纳员，是职业掩护。她以灰色面目出现，表面是出纳员，实际上担负秘密情报的周转工作。
自从和毕实宜相识后，我心里就再也放不下她了，毕实宜的影子老在我的脑海里浮现。这可能就是爱情吧，这么好的姑娘，可是怎么才能赢得她的芳心呢？于是我请出毕实宜的领导王林来说媒。当王林向毕实宜转达了我的心愿后，这个年轻的姑娘却说自己还小，还想着要上大学。但未拒绝。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帮助、学习、工作，我俩感情日增，于1944年11月15日，在延安南关工作队，我和毕实宜结婚了。
保卫毛主席转战在陕北
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后，我被调到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任警卫科长，负责保卫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的安全等工作。
1947年胡宗南部进攻延安，我随同中央前委机关转战陕北，为了适应战争环境，前委机关一律要求轻装。4月11日，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陆定一等同志在靖边县青阳岔开会。会议决定：中央前委机关代号为九支队，司令员任弼时（化名史林），政委陆定一（化名郑位），参谋长叶子龙，副参谋长汪东兴，政治部主任廖志高。司令部为一大队，一大队包括参谋值班室、机要科、警卫科、行政处、卫生处、调查组和军委作战室。我为警卫科长。二大队负责情报工作，由胡备文同志负责。三大队负责通讯联络，由崔林同志负责，包括电台、有线电话等。二、三大队分别由军委二、三局人员组成。四大队为新华社，由范长江同志负责。中央警卫团团长刘辉山、政委张廷祯负责中央前委的警卫工作。为保密、安全起见，毛主席化名李德胜，周副主席化名胡必成。
我作为警卫科长，随同毛主席转战在靖边、安塞一带，忠诚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保卫着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当时，因为胡宗南部围追堵截，九支队经常转移。每到一个地方，我都要挑选最适合的房屋或窑洞让毛主席居住。
1947年8月沙家店战役后，我调回中央社会部二室工作。石家庄、临汾解放后，中央社会部派我去解情况，调查研究，结接管城市经验，为今后接管大城市做准备工作。
在转战陕北那段时间，我和毕实宜一直没有见面。中央社会部调她随中央社会部工作。1946年毕实宜生了大女儿刘延灵后，因又要工作，又要照料孩子，忙得不可开交。中央社会部到达晋西北后，毕实宜被派到公安总局情报科工作。
首都公安缘三度任局长
我们夫妇一生中与首都公安可谓有不解之缘。我曾三度在北京市公安局任职。
1948年12月，我参加了接管北平市伪警察局的军管会。12月17日在河北保定宣布北平公安局成立大会上，我被任命为北平市公安局内一分局局长。1949年2月进城接管后，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中。
毕实宜比我进城晚，她是1949年3月随中央社会部机关进城的，住在颐和园附近的东北义园。有一天，李克农部长叫她抱着孩子，乘他的车把她送到了内一分局去看我。抚摸着我因工作繁忙累的消瘦的脸颊，毕实宜很心疼，同样，看着妻子那苍白的面容，我更心疼。自己是一个人，可是妻子既要照料幼小的孩子，又要忙于工作，更是辛苦，但为了首都的公安工作，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
毕实宜是公安部建部时期的老同志。她经历了中央军委公安部和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的工作时期，参加了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参加了1949年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的成立大会。此后，她在公安部政治保卫局办公室担任机要秘书，
负责电报和文件管理工作。
1952年1月，我们夫妇随杨奇清同志调到中南公安部，我担任部党组成员、治安处长。同年5月，我们夫妇又被调到广州市公安局，我先任侦察处长，继而提任副局长。1956年，我们夫妇又被公安部调到东北鞍山市，我担市委政法部部长、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毕实宜出任鞍钢基建保卫处副处长。
1966年，“文革”开始了，以彭真同志为首的北京市委被称为“黑市委”打倒了，以邢相生同志为局长的市公安局也受到株连。但北京市公安局担负着维护首都社会治安的任务，公安局不可一日无长。因此，时任公安部一局副局长的我被中央派到北京市公安局任党组副书记、副局长。而此时的毕实宜也被调到北京市公安局二处任副处长，夫妇二人同为确保首都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而忘我的工作着。但时隔不久，我们夫妇就被作为“走资派”送回公安部接受审查。随即，我们就随同公安部的许多干部，被下放到黑龙江省集贤县笔架山公安部“五七战校”，接受审查和劳动改造。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首都的公安局长自杀，局内大乱，工作亟待整顿，我又受命与危难之中，第三次调到北京市公安局工作，担任北京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兼市公安局长。此后，就再没有离开北京。1979年调离公安局，任首都绿化肥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后来又担任了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直至1997年离休。
黄昏夕阳红夫妇情更浓
1982年，毕实宜从公安部一局四处副处长的位置上离休了，按有关规定享受副局级待遇。1994年，我从北京市顾委副主任的位置上退居二线。从此夫妻二人形影不离，似乎因战争年代而被迫隐匿的感情此时才释放出来。花间林下，绿草丛中，我们夫妇挽手而行，清晨锻炼，黄昏散步，读书看报，探亲访友，其乐融融。
1994年11月，我们夫妇迎来了50年金婚，孩子们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欢庆酒宴。
2005年10月11日，公安部离退休干部局为我们夫妇举办了结婚60周年的钻石婚庆典，在隆重的欢庆酒宴上，望着与我患难了半个世纪的老伴，我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又想起了那滔滔的延河水……
我们有三个孩子，大女儿刘延灵，出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北京石油学院毕业，现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电子计算机课，高级工程师；儿子刘延宁，东北工学院毕业，现在北京市城建公司工作，工程师；小女儿刘小超，因母亲生她时超过了预产期而得此名，没有按哥姐那样的顺序排名。北京医学院毕业，现在北京同仁医院中心试验室工作，从事血液研究。
我们夫妇相亲相爱，相敬如宾，全家和睦相处，儿孙孝顺，曾被评为公安部机关的“五好家庭”。若问我们几十年夫妇和好如初的秘诀，毕实宜道出个中原因：一是双方互相忠诚；二是双方互相关照；三是在工作上互不干扰。
现如今，我还担任公安部咨询委员和国家安全部特邀咨询委员的职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每年还要深入基层搞调查研究，提出一些改进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为一生热衷的保卫工作贡献力量，为国家的社会稳定发挥着自己的余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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