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地下党员老师的影响要求参加抗日活动
我是1921 年生人，出生在一个破产家庭，到我父亲这辈，已经家道破落，生我的时候，仅分给1 亩地。那时，我姥爷家在南方做买卖，过得比较富裕，因此，我是在姥姥家上的学。我的两位小学老师一个姓王、一个姓任（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对我非常好，经常给我讲红军的事，说红军是穷人的部队。从那时候起我就对红军、对共产党有了初步的认识。小学毕业后，国民党在子后成立了一个初中， 我就去那里上初中，可是没上几个月，日本鬼子就在沿海登陆了，我们的学校就被遣散了。那个时候，我父亲也已经去世了，没办法，我就去我姥姥家的店里——一个卖油盐酱醋的小铺当店员。1940 年5 月份的一天，我在店里想起日本鬼子的侵略导致我无学可上，越想越生气，就顺手在一份包装纸上写道：“打倒日本鬼，不怕喝凉水， 坐着车翻着滚……”还没等写完，正好被掌柜的看到了，他大骂我一顿，说：“你不要命了啊，写这些东西。”于是我就不写了。
为了寻求世界大同加入中国共产党
那时，我们村有个小学，我每次回家的时候，就经常去那里找老师玩。一次，我在那里听见我们村里的一个大地主说：“我们中国人打不过日本人，因为他们的枪好， 打得远。”我听了很不服气，我说：“那不一定，我不怕，我要去当兵打鬼子，非把他们打回老家去不可。”一个老师见我很坚决，就问我：“你真想干吗？”我说：“我真想干，我要干我就干正式的。”他又问：“最近西边来了一个部队，很艰苦，但是对群众挺好，你愿意跟他们干吗？”
“苦我不怕，只要对群众好我就愿意跟着干。”
“那行，我帮你问问吧，你回家等信吧。”
“行，我去我姥姥家，有信了你通知我。”
过了一段时间，没有一点消息，我就忍不住回到村里找那个老师。见到他后，我问他：“我让你问的那事怎么样了？”他说：“你别急啊，我帮你问了，他们还没回复我呢，你再回去等着吧。”
又过了一段时间，还是没有一点消息，我又去找他。他还是说没回信，让我回家等信。
没办法，我就回到家里等信。又过了两三天，这是6月份的一天，他把我叫到学校，拿出一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让我填，我这才知道我们村小学里有个党支部，那个老师就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几次让我回家等信，其实是在试探我参加革命坚决不坚决。就这样我就填了入党志愿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式参加革命。
因为我下边只有4个妹妹，我是家里的独子，那年我19岁，母亲知道我要参加革命，死活不让我走。我就一直闹，后来，母亲看我心意已决就放我走了。走的那天，母亲给我做棉袄棉裤，边做边掉眼泪，我的泪水也在眼眶里打转，人都是有感情的，母亲的养育之恩，真是没齿难忘。
1940年的10月份，我就去了滨海区，来到部队要先登记，登记员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对他说：“我叫傅承伯，但是我想换个名字，要不就你给我起个吧？”他对我说：“换名字，那你自己想一个吧。”我就想，叫什么名字呢？这时候我想起我上学的时候，学校里讲孙中山，我对他“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很是佩服，于是我就把名字改成了“傅大同”。不久，我就在党支部当了宣传队员。11月份，又派我到五地委党训练班学习。
1941年1月，我学习完后，回本县巨峰区任区委突击委员。1942年4月，上级又派我到滨海区党委党校学习，8月我被任命为日照县分阳区委书记。1943年4月，改任日照县分岚区委书记。这年6月，面对日伪军的“扫荡”“蚕食”，上级抽调包括我在内的十几名干部深入到敌占区开展反“扫荡”、反“蚕食”斗争，我被任命为滨海区敌工部武装队党内小组长。当时分了3个小组，组织组负责发展党员，武装组负责镇压坏人，还有一个叫工作组。那时候，武工队的待遇和部队上一样，一个月两块钱，不过我们发的是日本钱。我们一般都是在晚上从子后出发到昆山一带的村里活动。因为我是日照当地人，我就找熟人领我们去，每次到了一个村，我们就去村长家做思想工作。白天我们就住在大地主家，为什么住在大地主家呢？因为在那里相对安全，村长不敢报告给鬼子和汉奸，因为他们来了烧杀抢掠，村长也捞不着什么好处。那个时候最大的危险就是伪军、汉奸多，鬼子并不多，一个城里顶多有一个小队。
为抗日做党的地下工作不惧危险巧妙与日伪军周旋
1943 年12 月30 日下午，我和另外一名同志到范柳村执行任务，在穿过公路往北边走的时候，被汉奸发现了，汉奸就向灵山铺山上据点的伪军报告了，然后四五十个伪军就开始来逮我们，我就和我的战友分头逃跑，他往西南跑，最后跑出去了，我往西北跑，没跑出去，正好跑到敌人包围圈里。当时我带着一把手枪，是坏的，也没有子弹，本来我还和武工队的队友说打算过了年，去后方兵工厂找我四叔去给我修枪的，还准备找他要些子弹的。就这样，我被敌人逮捕了。敌人逮住我后，简单地问了我一下姓名、住址之类的问题后，一个小队长模样的人对我说：“你说出一个人来， 把他逮住后我就把你放了。”这是让我出卖同志啊，这种事我是坚决不会干的。我就说： “没别人，就我自己，那个人我不认识，是刚才在路上碰到的。”他看问不出什么， 就叫两个伪军把我押到一个靠南山根的棚屋里，把我吊到了梁上，并说不老实的话， 非得把我的腿打折不可。我当时并没有感到害怕，从我迈出家门的那天起，我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过了一会，其中一个伪军先出去了，另一个伪军把我从梁上放了下来， 给我拿来一碗饭和一杯水，我二话没说就把饭吃上把水喝干，我心想增加体力，做好挨揍的准备。那人等我吃完后，就问我：“你在这附近有没有亲戚啊，好让他们来保你啊。”我怕他装好心试探我，我就说：“没有。”后来，他就递给我了一张包烟的纸和一截铅笔头，让我写出来。通过和他交流，我发现他确实没有问题，我就在那张纸上写：“尹春浦外祖父，我已来灵山铺。”落款写的是我上学时的名字“傅承伯”。他就按我告诉他的地址把信送了出去。
因为是过年，他们也没有管我的，白天就把我绑在院子里，晚上再把我关到那个南屋里。这期间，我就想好了答对他们的口供。后来，他们审问我时，我就说：“我叫傅承伯，我想去当兵，我二舅父和国民党日照县县长是朋友，我外祖父就写信让我去找他，我去了后，他就把我留下了，才过了十几天就发生了‘八三事变’，就把他逮捕了，我出来找人保他，在路上就碰到了你们。”
到了第四天的时候，小队长的老婆来给他送饭，我一看原来是家乡熟人，她妹妹和我还是同学，论辈分我喊她个姑姥娘。我就喊她：“姑姥，你来了啊？”她一看是我，就说：“啊，你怎么在这里？你吃饭了没有？”我说：“没吃，我吃饭没管的。”那时我已有三四天水米不进了，但是当时并没觉得怎么样，一直等着他们拷打我呢。她就说：“你在这里吃点吧。”从那以后，那个当兵的就时不时给我点地瓜、煎饼之类的吃。这样到了1944年正月十四的时候，他们就把我押到了大队部，在一个西屋里，县长又审了我一次，我还是按照原来的说法答对他们。他们嘀咕了一阵就让卫兵把我带出去了，过了大约半个钟头，他们又提审我。进屋以后，我发现在县长坐的桌子旁边多了一个人，在那喝水，我仔细一看，心想坏了，因为什么呢，那个人我认识，是我二舅父的会计，他知道我是干共产党的，我心想他是不是当了汉奸了，看来今天是不能活着出去了，我把心一横，管他呢，大不了吃个枪子儿算完。这时，县长开了腔，他简单地问了我几句话后，对我说：“以后别再干八路了，再干抓住了，可真枪毙你。”说完就对那人说：“带走吧。”这时我才弄明白，原来我舅父的会计是来保我的保人。因为我舅父是商人，认识的人比较多，那个县长和我舅父是朋友关系。会计姓李，他领我出来后，带我到东关饭店吃了一顿面条，才回的家。
回家后，过了几天，我舅父找人给我重新办了身份证。我呢就找到我原来的地下关系——在我姥姥家店里的一个伙计，让他给武工队于队长捎话：“你赶快告诉于队长，我出来了，下一步怎么办？”他回来告诉我，于队长说让我利用回身面目，做敌据点工作。又过了几天，我舅父告诉我：“你别在这待着了，准备准备，过了十五，你去青岛。”我心想：“这可不行，我已经跟党组织联系上了，不能去青岛。”看来不能留在这了，我就找到我的地下关系让他带我到山上找到组织。去了以后，组织上对我被捕的情况进行了必要的审查，确定我没问题后，日照县的敌工部长还是说让我回去。可是呢，我以为这次出来，就不回去了，来之前，我找我表弟要了张纸和一截红铅笔头，给我舅父写了一封“抗日留言”信，表达了我抗日到底的决心，压在了我的枕头底下。没办法，只能服从上级的命令，我就又回去了。我先在家待了几天，然后又去我姥姥家见我二舅，我说：“二舅，我不愿去青岛，我还想在这里。”因为我二舅已经看了那封信，见到我后，很生气，不敢留我了，说：“这里用不着你，你回家吧。”
没办法，我只好先回家去。回到家后，我去找我们村的支部书记，姓郭，家里开了一个小铺。因为我们是同村，同年入的党，关系一直很好，彼此都很信任。我想让他给我找找组织，我说：“你帮我说说，我这个身份在敌占区工作不行，能不能把我调到别处？”他说：“我也准备走。”我问：“你几月份走？”他说：“4 月份，到时我帮你问问。”
奉命建立地下交通站，掩护、输送抗日干部和物资
1944 年4 月份，我们村支部的郭书记走后不久，县里来了信了，用毛笔写的， 信上说，让我把家里安排好，准备出来学习，以后搞城市工作。我看完后，就把信撕了。然后，我就按要求去了县委，县委写了信，把我介绍到滨海区区党委。那时，区党委书记是孙汉卿（解放后曾任青岛市委第二书记、山东大学党委书记等职务），他又让我把被捕的情况写了个材料。审查完后，就让我去学习班学习，准备搞城市工作。1944 年6 月，青岛滨海区党委城工部就把我派到了青岛市内开展工作。我以在我岳父家开的商行里店员的身份作掩护，建立了秘密交通站，吸收了一批船员入党，掌握了两只船（一大一小）归我党使用，护送来往的地工人员，为海西的解放区送人、送物资。
我们在做地下交通员的工作中，必须严格按党的纪律去干，以做生意的身份来掩护。我都是单线联系，接收了任务用暗号联系，对上暗号后只负责接送人，不知道来人的身份，也不能随便问。我们装扮成老百姓或做买卖的生意人，骗过日伪军的盘查， 有时候也花钱买通码头上的人，写张路条，将人或者货物藏到船舱底下躲避过日伪军的检查，送到海西解放区。到了那里当地民兵就把我们绑起来送到公安局，分别询问对上暗号后，把送的人或物资交代好，我们再返回青岛。抗日期间无数次做这些工作， 我们都不能给任何人说，也不知道掩护的是什么人，这是党的纪律。
记得“文化大革命”期间革委会的人三次找我问曾经掩护过的一对夫妻的情况， 我都说不知道，后来才知道那两人是中央领导人董必武的外甥和外甥媳妇，他们是搞飞机制造的，那是从国外回来到安徽兵工厂路经我处。他们问我当时说了什么话，跟谁联系了，我都说不知道。
我们做地下工作的人，都是以灰色身份为党工作，在敌后默默地干事，虽然不是真枪实弹地跟日本鬼子干，但也危险万分，随时会有暴露身份、被抓甚至牺牲的危险。
我为参加了抗日的工作而感到骄傲
在抗日期间参加革命、入党是我自愿的，我是独子，不顾家里反对参加武工队，没想到害怕，当时年轻，有一股抗日的热情，为党做抗日工作是我的光荣。
解放后在那些政治运动中我也被审查、被下放，被定为右倾等。从1956年我被定为行政14级后一直没提级，直到离休后才根据省委组织部文件享受厅级待遇。尽管这样，我仍为自己能够参加抗日战争，在地下为党、为抗日做了工作而骄傲。比起那些在前线抗日流血牺牲的同志，我是很幸运的，能活到今天，能享受到幸福的生活，我很满足。谢谢党组织对我们这些在敌后看不见的战线上工作过的人的关怀。
（采访 撰稿：孙春丽 蔺延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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