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爱情婚姻是用老区人民的鲜血染红的，说起我和夫人王庆芬的爱情故事， 还得从头谈起。”
1939 年春，方正从老家来到泰北参加抗日工作，被安排在泰山区地委宣传部做宣传文秘工作。在方正离家后不久，母亲托人找了个对象叫王庆芬，小学文化，奉父母之命回家成亲。方老回忆道：“我那时候还是个17 岁的大孩子，庆芬只有15 岁。二人就在炕沿上傻坐了一夜，我连她的红盖头也没取下来。早晨，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我隐约看到她羞答答低着头，像不经意地瞟我几眼。我感觉她模样还不错，只是没有仔细看清她的全貌。这时表哥来催我启程，说晚了就赶不到了，部队纪律严明， 7 天假是不能超期的。尽管爹娘很不情愿，也只好作别。”1941年秋至1942年春，我跟随《泰山时报》编辑部和泰山地委从泰北辗转来到了莱北地区。1942年夏天，编辑部在莱北茶业区的船厂村。当时，泰山军分区教导队在那儿学习、休整。编辑部宫达非主任从泰北回来，告诉了一个让我吃惊的消息，说我老婆王庆芬在我刚离开泰北不久就找来了，要同我一起参加抗日，是我母亲送她来的。当地党组织考虑到编辑部跟地委无固定的驻地，一个女孩子去了也不好安排，只好暂时安排她在泰北马踏乡做妇救会工作。没想到她工作非常出色，时间不长就成了妇救会会长，发动群众做军鞋，破除封建迷信，站岗放哨，组织群众坚壁清野反“扫荡”。当我得知这些后非常激动，这使我重新认识了王庆芬。于是我连夜写了一首表达爱慕之情的诗，托战时邮局送报的同志捎去泰北。自此之后，我俩便书信往来，相互鼓励，共同进步，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恋爱。
1942年10月18日，吉山战斗发生后的第二天，编辑部和地委电台部幸存下来的人员，在地委宣传部部长高启云的带领下，辗转来到上王庄的《泰山时报》印刷厂，与地委刘莱夫副书记带领的幸存人员会合。房东范金明把自家的一只大山羊杀了，在附近的山坡地里架起大锅煮熟了，说是为同志们压压惊……刘莱夫副书记召集大家凑钱给范金明，可他无论如何也不要，他说：“这样太见外了，为了打鬼子，有多少同志献出了生命，他们远离家乡来到这里抗战，撇家舍业，我连一只羊也搭不上吗？”同志们只好排队领羊肉、羊汤……
在排队领取羊肉、羊汤时，发现在我前面有一位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男人衣服的女同志。我忍不住问她：“女同志，你是哪个单位的？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呢？”她说：“俺从泰北来，来找一个人，但他可能已经牺牲了。”说着说着抽泣起来。我一听口音像是兖州人，声音像是在哪听过，急忙问：“你找谁啊？”“找俺丈夫。”“你丈夫是谁？”“俺丈夫叫方正。”“我就是方正啊！”她抬起头仔细打量我，惊喜的神色瞬间布满了她的脸：“你真是方正，你还活着！我可找到你了。”她猛地扑到我的怀里呜呜地大哭起来，根本没把周围的同志当回事。
回到范家的住处，她把这次来的经过详详细细地说给我听……
原来，1942年10月初，日伪军对泰北地区进行拉网式“扫荡”。当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为了引开一队伪军对姐妹们的追击，她开枪向敌人射击，然后一个人向东北方向跑去。她顺着泰山山脉向东走，想到莱北茶业区找我。经过几昼夜的奔波，翻山越岭、风餐露宿，来到茶业区的上宅科村，遇到了村里的民兵队李队长。说明来意，李队长答应送她到刘白杨村找我。第二天天刚亮，李队长刚打算去刘白杨，就发现了鬼子和伪军。李队长立即安排疏散群众。李队长发现鬼子根本没有进村的意思， 每一队都快速向西跑去。还没等群众疏散完，就听见村西枪炮声大作，听动静好像不止一处，大约从村西的桑科村到十里处的吉山村，到处都有激烈的枪炮声，尤其是机关枪的“哒哒”声传得很远。
李队长紧急集合民兵打探情况，他率领十几个人到达南坡峪，找到王庆芬她们， 王庆芬正在和民兵疏散隐蔽群众。此时一民兵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说：“泰山军分区教导队被敌人包围在了吉山峪，到处都是日伪军。区联防队派人来通知各村，要保护好群众，防备敌人烧杀各村。”李队长安排部分民兵将群众转移到南山峡谷的树林中， 自己带领十几个人去支援教导队。王庆芬也拔枪跟随。李队长说：“你还是跟随群众转移吧，事后我再带你去找方正老师。”王庆芬边走边说：“放心吧，李队长，我大小也参加过几次战斗，不会拖你们的后腿。”
他们刚到桑科村西，发现大批日伪军继续向西压缩，战场逐渐缩小……他们顾不了许多，慌忙从敌人背后开枪。敌人好像知道背后开枪的是小股民兵武装，只分出二十几个伪军调头应对，其余大部队继续西赶。于是十几个民兵与二十几个伪军在桑科村西的河滩上展开激战。不一会，民兵的子弹便打光了，李队长只好命令撤向东南峪，伪军穷追而来。爬上一个小山坡，李队长命令副队长带领大部分民兵撤退，自己和另外两名民兵留下来阻击敌人。王庆芬坚决要求留下来，李队长大声对副队长他们说：“你们几个把她抬走，她是方正的夫人，你们一定要完整地把她交给方老师。” 王庆芬把枪顶在胸口说：“我也是抗日战士，你们这样做不公平。我意已决，不然我就死给你们看。”李队长无奈，只好同意。这时敌人已经爬上山来，密集的子弹射了过来，李队长猛地把王庆芬推倒在地，自己也随之倒了下来，另两名民兵把仅有的两颗手榴弹投向敌人，“轰轰”两声炸倒了五六个，伪军一看害怕了，掉头向山下跑去。王庆芬看见李队长倒在地上没有起来，赶忙上前去扶，却发现鲜血从李队长的后背涌出。她急忙用手按住枪眼。李队长用尽最后的力气说：“没用了，也没帮你见到方老师，要……要靠你自己了，教导队和地委遭敌包围，凶多吉少……战后去上王庄的印刷厂打听，或许能找到……”说着他头一歪，在王庆芬的怀里闭上了眼睛。王庆芬痛哭失声，她对两名民兵说：“李队长交给两位了，请把他好好安葬，抽空俺来看他。我现在要去战场看看，也不知方正他们怎么样了。”说完她顺着南山坡向西而去，借着树木的掩护，她来到了吉山村的南山上，南山北面是战斗最激烈的地方。这时，枪声渐渐停了下来，敌人在每一条山沟里搜索着。吉山村西南的河滩周围横七竖八躺满了八路军教导队和日伪军的尸体，河水全被染红了……看样子，军分区教导队和地委机关的人……她不敢往下想，她祈愿着我能活下来，敌人还在搜山，她只好往南翻过山梁躲了起来。等到天快黑时，敌人已经全部撤走。她下山打探情况，当地的群众正在搜寻幸存者，将还有一口气的八路军指战员抬回家救治。王庆芬在死人堆里寻找是否有我，但哪里还分得清。天完全黑了下来，她只好向群众打听上王庄的位置，随即向上王庄而来，来到上王庄打听到印刷厂的住址。经理部主任燕益明接待了她。她向燕主任说明来意，燕主任说：“编辑部跟随地委机关行动，据探大都牺牲了，到底有多少人生还现在还一概不知。我先安排你住下，一切等明天再说。”燕主任派人带她来到村东一户姓王的人家。她一夜没睡，脑海中总是闪现吉山村战场的场面。就这样以泪洗面到天亮，心灰意冷无心出门，直到燕主任派人来叫她吃饭。
燕主任无意间的疏忽如同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后半夜我们来时也没把王庆芬来的事告诉我，才有了吃羊肉时的场景……
后来，王庆芬被安排在茶业区妇救会工作，并很快以出色的表现担当起妇救会会长的重任。她大胆泼辣的性格，积极玩命的工作态度，赢得了当地干部群众的称赞，被誉为当代的“花木兰”。那时，由于工作性质不同，王庆芬常住在上王庄的老范家，而我则随着编辑部在下法山、中法山、上法山、卧铺村一带活动，十天半月才能抽空回上王庄与庆芬相聚。
吉山战斗后的一天，我和王庆芬去了一趟上宅科村，来到村东北的山上。朝阳的山坡上一座新起的坟茔是那么醒目，墓碑上清晰地写着：抗日烈士李常才之墓。王庆芬趴在坟上放声痛哭……以后的几年里，我们每逢清明都来为李常才扫墓。
（采访 撰稿：陈业冰 亓军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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