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的家庭 艰辛的生活我家历代务农，祖父李廷杰、父亲李传诗常年给地主家扛活种地，母亲谭焕银在地主家当奶妈，大哥李福兴、二哥李新华他们十五六岁就在地主家打工，全家勉勉强强地维持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凄惨生活。
父亲不愿贫困潦倒，领着我们兄弟几个开了个馍馍房，赚点麸子面和微薄的报酬，赎回了四亩半地，生活刚开始好转，日本鬼子就来了，直到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群众闹革命，在土改时，我家分了20亩地，生活才彻底变了样儿。
亲人们的革命行为 让我认识了共产党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陷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山东省国民党军政要员们抢渡黄河，仓惶南逃；共产党、八路军则号召全国人民团结对敌，积极动员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力量，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1938年，我大哥李福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同赵亚侠同志组织了鲁西抗日青年游击队，大哥任队长，赵亚侠任教导员，投入到了抗日游击战火之中。
1940年，二哥李新华在本村组建了农会，他是会长，发动群众搞减租减息、开展民主斗争、组建模范班，收缴地主、富农的枪支。1945年二哥带领模范班20多人，记得那时候他们有18支长枪，1挺轻机枪，在黄河堤上搞民兵联防，保卫抗日根据地。
叔伯哥李福成，1937年在聊城二中读书的时候，就在聊城范筑先司令员的政训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6月14日运东地委机关和党校在茌平县张小庄遭到日本鬼子的袭击，福成哥与地委书记刘培桐等36名同志壮烈牺牲。叔伯弟李勇，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鲁西抗日青年游击队，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致残。
1941年元月，鲁西区三团团长梁仁奎同志，在日本鬼子报复性“扫荡”聊城位庄时，鬼子的子弹从他的鼻子左部打入，颈部严重受伤后，老百姓把他抬到了我家。他当时处于昏迷状态，我母亲把家里仅有的一点面粉，熬成糊喂他，为他擦洗伤口，拆换药布等。经过母亲7天7夜的精心护理，梁仁奎团长闯过了危险期，然后区游击队的人又把他安全转移到了别的地方。当时，东阿县实验区区委书记杨森、王鲁光、赵其，区长谭西山、三团团长梁仁奎等都经常来我家住，母亲给他们做饭、缝鞋袜、浆洗衣服，有时候还掩护他们，他们都称呼我母亲是“革命的老妈妈”。
1933年至1939年，我在小学读书，实际上是半耕半读。那时候的生活凄惨单调，可儿时的记忆却是难忘的。亲人们的相继参加革命，深深地影响了我，让我认识了共产党。
组织抗日青年先锋队 支援抗日前线
1939年2月，在运东地区实验区区委书记杨森、王鲁光同志的领导下，我组织了实验区抗日青年先锋队，任队长。1940 年5 月，由李民、赵有训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2 年年初，由杨森同志提议，让我担任了地下联村（有梁庄、赵寺、高庄、任庄、王董等村）支部书记，秘密开展党的工作。
1940 年6 月，我一面发展党员，壮大党的队伍，一面动员群众，组织抗日救国团体。先后组建了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青年救国会、自卫队、模范班等。开展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民主区、村政权的建设工作，号召群众保家卫国，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物的出物、有人的出人。我带领实验区抗日青年先锋队，设法收缴了地富及社会上的枪支弹药（长枪30 多支，手枪、匣枪各1 支），壮大了民兵游击队的力量。
1940 年腊月初八，日伪军600 多人夜袭实验区，在谭庄、官庄一带，烧杀抢掠， 光牛就被他们抢走了70 多头。我和赵兰训等3 名同志前去侦察敌情，鬼子和汉奸埋伏在路沟内，距我们仅20 多米。北面和西面是我们实验区三团，南面和东面是日本鬼子，当时双方交火，火力非常猛烈，把我们3 个人夹在了当中。我们随三团撤离时， 我不小心踩到了枣树茬子上了，脚受了伤，钻心地疼，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挪，走不动了就爬，等我找到部队的时候，他们正说着我被鬼子打死了的事情呢。后来，三团团长梁仁奎带着队伍，从西面打进官庄西关集上，与鬼子正面交上了火，在麦秸垛之间展开了战斗，一个鬼子用刀砍他，被警卫员（记得那个警卫员姓梁）用枪打死， 另一个鬼子用枪打伤了梁团长的大腿，警卫员把他背下了战场。
1942 年，我领导地下联村支部，做了深入细致的工作，组建了以贫雇农为主体的农会，开展了反奸、反霸、反资敌斗争，进行了合理负担征收公粮和减租减息、民主斗争，支援抗日前线。在减租减息民主斗争中，同高庄、任庄、梁庄的恶霸地主进行了民主说理斗争，对他们的财物，有的没收、有的罚款、有的罚粮、有的用土地抵当， 分配给雇农和农会会员，充分调动了群众抗日的积极性。
意志坚定 与敌斗争
1941 年1 月，日军第三十二师团骑兵第四旅团及伪军2 万余人，汽车、坦克等车辆400 余辆、飞机10 多架向我聊城、东阿、冠县、堂邑等地进行疯狂“扫荡”。对鲁西中心区进行了反复“清剿”20 多天。在运东地区实验区就构筑了官庄、西城铺、孙郭、王司楼、关粮门等炮楼。日伪军6月18日对东阿泰西根据地大规模“扫荡”，搞“治安强化运动”，搞“蚕食斗争”，到处抓共产党和八路军，日伪军指名要抓我和我大哥。因抓不到我和大哥，9月初，他们气急败坏之下，把我母亲和赵亚侠的祖母抓到了官庄炮楼。后来，是三团梁仁奎团长派他们侦察班的姚廷苓等同志，趁伪军排长（官庄炮楼的）和士兵出来赶集的时候，把他们抓了回来。又通过伪乡长唐殿安做了炮楼敌人的工作，通过交换才把我母亲和赵亚侠的祖母救了出来。
1942年3月，我和联村支部的其他同志，经过多种渠道打听到梁庄伪村长要给西城铺鬼子炮楼送枪和给养。侦察到他们的时间和路线后，我们在他们的必经之地，提前做了埋伏，将他们送鬼子的6支长枪和白面、猪肉、香烟等物品全部缴获。该伪村长后来被实验区区长谭西山判了刑。
1943年4月，区委调我到东阿县去学习，兼任地下党支部组织委员。1944年初，党为了培养干部，调我到冀鲁豫游击第四中学（实际上是抗大学校）学习，兼任党支部组织委员、学生总会主任、钢枪大队队长等职务，随同地委、专署、军分区打游击、宣传发动群众。我在学校学习了《共产党宣言》、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等。通过学习，我坚定了马列主义信仰，增强了战胜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信心，奠定了共产主义信念及革命到底的人生观。（采访 撰稿：张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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