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这一急剧变化，八路军主力一二九师、一一五师奉命挺进鲁西北，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创立根据地、建立“三三制”政权，抗日组织风起云涌。大量热血青年觉悟起来，纷纷参军参战，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当时，我也去国民党区公所请求参加抗日工作，接待我的是我高小地理老师的哥哥、区长秦清怀，他说我年纪太小，劝我回了家。
那时候，我们这一带土匪、强盗横行，大户人家经常遭到抢夺。我家的条件相对宽裕，算得上中等农户的水平，又没有什么权势，附近的土匪就把我家列为抢夺目标。1941年底（春节前夕），晚上门外响起了强烈的敲门声，当时我和我媳妇、我母亲三个人住在一个院里。我母亲怕是抓壮丁，不敢让我去开门，我媳妇年轻也不敢去开门，我母亲就起身去开门，开门的瞬间就被几个人给架走了。我赶紧喊了父亲和大哥追出去，可是坏人已经走远了，后来捎回来话，要我们家拿钱赎人。几经交涉，土匪仍要求我家拿出3000块大洋（印有孙中山、袁世凯头像的银元）才放人。父亲无奈之下卖掉了方圆几里都少见的两棵大杨树、积存的1000多斤粮食和赖以耕作生活的1头牛，最后又借了几百元的债，筹集了3000块现大洋交给土匪后，母亲在1942年的三四月间才回到家中。这件事在我的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更加坚定了我投身抗战斗争的决心。
八路军主力到达后，重新建立了冠县、朝城、莘县等12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并在各县开始改造乡村政权。1939年春夏，我村建立了抗日村政权和农民救国会，我这个“秀才”进步青年，被村民选举为农民救国会会长、粮秣员、村帐先（村会计），主要任务是收公粮柴草和派差支前，动员抗日、调解民事等。那时候，我经常要为过往的八路军征集粮草、被子、鞋等各种物资，也因此得罪了村里的一些顽固势力。
1941 年前后，我村里的国民党员和村顽汉奸势力盯上了我这个还不是共产党员的“共产党员”。一天，我在街上和乡亲们聊天，我村住碱场碉堡的一个汉奸小队长谢香存（小名“大傻子”）带着几名汉奸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把我抓了起来，押着我往炮楼方向走去。大傻子这个汉奸队长，在村里无恶不作，大部分善良的乡民都对他恨之入骨。在未出村前，趁他们和村里人寒暄之际，我慢慢和他们拉开距离，突然拔腿飞身窜入南北向的一个小胡同，随即跑入徒骇河沟，向西南方向狂奔，一口气跑了二里多地，躲了半天才脱离险境。大傻子和几个汉奸把小胡同里的几个农家都搜了个遍，一无所获，气急败坏地扬言，非得抓住我以解心头之恨。这种遭遇并没有将我吓唬住，我仍然坚定地跟着共产党的组织进行敌后抗日活动。
抗战初期，鲁西北的抗日经费多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筹措，聊城失守后， 则采取依靠群众到处募捐的办法供给。随着武装力量的扩大和机关人员的增多，单纯依靠募捐已不能满足需要。另一方面，富人地好、穷人地贫，不管好地、贫地都一样交公粮，也使人民群众负担加重、不合理。1940 年6 月，鲁西北开始实行中央提出的合理负担政策。
当时，农村进步知识青年不多，1940 年冬，区政府抽调我参加南峰县政府举办的合理负担训练班，同去的有四五人，我们吃过晚饭趁天黑出发，不到天明就到了目的地（朝城西南方向的王店村）。训练班的主办人是县财政局的蒋小亭，学员白天上课， 晚上轮流站岗、放哨，防止敌人偷袭，平时都是学员自己做饭，大约20 多天训练班结业。学习的主要内容是：通过普查，把地分为三等九级，确定好1 亩标准地缴多少公粮， 把各农户的土地丈量后，将1 亩盐碱地、贫地折合成不同量的标准地，按标准地亩数来交税、交公粮。训练班结束后，我们回到区里，先在黑刘家、榆林、西函丈3 个村试行合理负担，大约半年的时间完成任务。后因日军“扫荡”“三光”政策等原因， 合理负担政策于1942 年秋季结束。合理负担政策的推行，减轻了群众负担，也体现了中央制定的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方针，得到群众的认可和拥护。
合理负担试行结束后，区里把我留下协助财经助理专做征粮、藏粮和发放粮秣工作，正式参加了革命。那时候，征收到公粮后，防鬼子、汉奸抢，就挖坑藏起来。我们选一个地方，挖一个很大很大的大圆坑，用麦糠、席、草苫子等铺在底部，然后把粮食倒进去，上面再用这些东西裹好、盖住，后再埋藏起来，不留任何痕迹。大约每季度发放一次粮饷，发完粮食，继续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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