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印报是在深达几米的地道中秘密进行的。地道内非常狭窄，为了印报，专门在里面修建了一个小房间，说是房间，其实就是一个勉强能够开展工作的空间，两个人加上一台机器，几乎满满当当的了，在里面连转个身都很困难。
抗战时期物资缺乏，设备落后。那时候用的油都是机器上的废机油，我们出来脸上全是黢黑的。在屋里有负责写字的人，写完了字就印成文件、宣传品。我们采用的方式是石印，得先烙板，烙到石头上，这药、那药啊就往上面兑，兑上摸摸，烙完板把药纸揭下来，那药纸就全是白的了，那字也全上石头上来了，在石头上刷上胶，五六遍吧，才能开始印刷。
田奎荣是田庄的，他有时候回家，我自己就在地道里印。晚上不印，光白天印，晚上就到地面上来，把脸洗干净。关于报纸的内容，我记得就是抗战的事儿，快报，捷报之类的。
当时，宁津县属于日伪敌占区，离王德普村仅有几里地的孟集就有日军的据点，鬼子来我们村的次数可多了。我和田奎荣在地道里工作，很多时候上来休息了，才听说来鬼子了。有好几次，我躲在充当气眼的水井下面，一抬头就能碰到日军提水喂马的水桶。但是，那个时候我光想着抗日了，没想过个人生死的事，抗日就是我的本职工作，在地道里甭管多艰苦、多危险，我工作的劲头都特别大。
为了保证整支队伍的安全，部队给我们制定了严格的保密制度。简单来说就是，不该问的不问，不能说的坚决不说。那时候，写稿的那个人叫周大头，他供应稿，我们印报，文件啊、宣传稿啊，都是周大头给供的稿，咱只知道周大头，周大头啥样俺都没见过。反正大家都是印刷口的，你也知不道我，我也知不道你。送报纸的人叫邢一清，但不知道往哪儿送。别看我和邢一清在一块住，我都不敢问。就是有这么个纪律，你知道我，我知道你，咱聊别的行，工作不能谈，保密的了不得啊，就害怕哪句话说得不对了。1945年8月，日本鬼子宣布投降。当年《烽火报》工作人员从地道里来到地上，在一起开大会。直到这个时候，大家才知道彼此做的是什么工作。
抗战胜利后，我调入了津浦铁路管理局，在河北省吴桥县桑园车站工作。在桑园车站，我突然不明原因吐血，组织上把我送到德州铁路医院治疗，在那儿一住就是半年多，病情没有明显好转。后来，津浦铁路管理局改编为津浦支队南下，我因病不能远行，组织上就派人把我送回了宁津老家。后来，经村里一名赤脚医生治疗，我的病痊愈了，但却再也追不上南下的那支部队了。回到老家后，我就踏踏实实当了一名农民。我育有两儿两女，两个儿子都送到部队参军，当了炮兵，也算是弥补了我没能参军南下的遗憾。
（采访 撰稿:李 群 宁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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