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日军暴行，坚定抗日决心
我的老家是原来的闫家峪乡水峪村，现在叫官庄镇水峪村，三面环山。我的父亲兄弟四个，他排行老四。1941 年日军开始“扫荡”，我们村有一名八路军，日本人抓了好几次都没抓住他。一天晚上，日本人就把我们村包围了，天还没亮就在山上放枪，一听到枪响，全村的老百姓都往外跑。这时候我三大爷、大娘、一个哥哥三口也开门往外跑， 被日军的机枪打中，都不幸遇难。我父亲忍着悲痛，把他们三人的尸体拖到屋里，锁上门抓紧逃命。三天后，见敌人没什么动静了，才把他们下葬。过了不久，日军又来了，用大狼狗撕咬村民，然后把人拖到地窖里，塞上柴火，浇上煤油，把人活活烧死。日军的种种暴行深深地刺激了我，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我下定决心要跟日本人斗争到底。
从放牛娃到抗战宣传员
经历日军“扫荡”的水峪村破败不堪，为了混口饭吃，我到外村的大户人家放牛。一天，我在村外放牛，这时候走来3 个人，上前问我：“小兄弟，你放牛啊？”
“是啊！”
“你姓啥？”
“我姓刘。”
“自家的牛，还是人家的？”
“给人家放的，混口饭吃。”
“你是穷人，给人家放牛，你混口啥吃？你不如跟我们走，别害怕，我们是八路军。”
平时里我也听说过八路军打鬼子的事情，是和咱穷人一伙的，想起被日军残害的父老乡亲，我就答应了。我把牛给送回去，送牛的时候不敢说实话，只说“家里有点事”； 又托可靠的人给家里捎个信，瞒着家里人就跟他们走了。
当时八路军条件非常艰苦，我们没有鞋，也没有衣服，走到哪儿就向那里的老百姓要点吃的，糠饼子、糠窝头算是好粮食，就是想着打鬼子。一开始我们主要是做抗战宣传工作。雪下得越大，越是我们行动的好时机，日军都窝在炮楼里打牌。白天日军在城墙上把守，有炮楼，咱不敢行动。到了晚上我们就躲过敌人的探照灯，用老百姓摊煎饼留下来的柴火灰和上盐，在墙上写标语，放上盐是为了防冻。宣传诸如“某日，我八路军、新四军又攻克了敌人的某个据点，缴获敌人枪支多少”“我根据地人民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之类的标语。通过坚持不懈地刷标语，进行抗日宣传，搅乱了敌人的计划，增强了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出生入死，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军人
当时章丘向北是洪山区，比较活跃的是章历武工队，到处活动。当时我们这些“土八路”装备非常落后，没有枪、炮，只有靠手榴弹、地雷跟敌人战斗。为了提高战斗力，我们也想了很多办法。我们事先埋伏好，不打先头、殿后部队，专打行进在中间的敌人，十几个人一块扔手榴弹，打得敌人晕头转向，然后趁机收缴一些武器。收缴的武器自己不能用，得上缴正规部队。还有就是破坏敌人的铁路线，扒铁路路基上的石子，让铁轨悬空，等装载军火的火车开来就发生侧翻，我们也趁机抢一些武器。
侦察工作是我们当时的主要任务，我化装成要饭的或干农活的农民在各村活动。一天我正在村里侦察，正好一个日本鬼子到一家去抓鸡，我也在这个家里。屋里炕上放着一床破被子，支撑着，他以为是女的正在睡觉，他正要掀开被子，我就用别在腰间的刀，狠狠地砍向他的脖子，把他砍死了。还有相公庄逢大集的一天，我和七八个同志伪装着做侦察活动，正好碰着敌人的特务，被他们察觉，其中一个同志挨了两枪，我们边掩护、边撤退，跑出二三百米远。受伤的同志危在旦夕，当时在章丘活动的共产党机关都在垛庄。我们用半扇门当担架，抬着伤员“急行军”。当时下着大雪，经过一夜行进，直到天亮，终于把伤员安全运到了剁庄。但是到了之后，医生掀开被子，他看了医生一眼就不行了，太可惜了。
1945年1月，干了两年“土八路”之后，我被调到陈毅所在的第三野战军，那是正式部队，发枪了。1947年，我参加了莱芜战役。后来，主要是干便衣，专门侦察情况，侦察敌人住哪儿，会走哪条路，汇报给上级作决策。再往后，我又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还曾被编入中国第一批海军。1955年，大批部队复员，我因为没有文化，就回到了章丘老家。
（采访 撰稿：孙春丽 魏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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