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昌回忆录：一、日伪统治下的童年

我的童年时期是在日伪统治下度过的。1939年是个灾荒年，秋季庄稼颗粒无收，农民缺衣少穿，再加上日军“扫荡”，人民生活更苦。当时村里向外乞讨的人很多，我家虽是较富裕的，但因为庄稼歉收，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一家人经过商量，决定由我奶奶带着我和大哥、二姐也出去乞讨。向西走了五六十里路，来到高青县曹家村住了下来，在村里待了20多天，那里的老百姓也没有吃的，我们乞讨了一天也讨不到多少吃的，最后还是决定回家艰难度日。第二年春季，麦子长得很好，到快成熟的时候，老百姓就采青麦子充饥。1940年秋季，我第一次接触到共产党。当时我父亲王玉珍是小学教师，博兴师范学校毕业，在村小学教书，其同学有很多是中共地下党员。秋末冬初的一天晚上，父亲领着两个陌生人到家中，告诉我和大哥说，不要对外讲他们两个人的事。那两个人在我家住了10多天，每天晚上出去，天快亮的时候回来。他们喜欢和我们几个小孩玩，还教我们抗日歌曲：“鬼子心似狼，抢占我村庄，杀人放火又抢粮，老百姓们遭了殃……”后来，日本人侵占了博兴县城，我们辛阎村离博兴县城不远，日本人来乡下“扫荡”，父亲让我和大哥带着那两个人到荒郊野地里躲藏，直到日本人离开才回来。那两人离开我家后，父亲告诉我们，他们是地下党，来到乡下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做抗日宣传。不久，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开始在附近村庄活动，他们建立了抗日政府，组织了抗日民兵队、妇救会、农运会和儿童团。民兵负责保卫村庄安全，日本人来了报信并组织村民隐藏躲避，妇救会负责为地方武装筹粮筹草，农运会负责减租减息，儿童团负责在村口站岗放哨。此后，博兴县抗日根据地逐步形成。
1942年春天，日本鬼子集中大量兵力对博兴县北部进行大“扫荡”，在离辛阎村不到一里地的王集村修建了据点——三个圆形碉堡组成的一个正三角形大院，还修了从据点到县城的公路，据点四周挖了一条深3米、宽3米的大沟，里面注满水，还叫老百姓把附近村庄的树砍了，围在沟边做路障。自从日本人修了据点，附近的青壮年村民都被抓去修路挖沟，稍有怠慢，就被打得遍体鳞伤。青壮年因为怕被抓工，纷纷外出逃避，村中只剩老人小孩。日本人经常放狼狗出来威胁吓唬老人和小孩。我那时刚刚12岁，经常替大人出工。一天我被日本人强迫去搬砖，累得实在受不了了，想坐下歇一会儿，突然我背上挨了重重一击，疼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个鬼子拿着木棍站在我身后。当时我真是恨死鬼子了，暗暗发誓长大了一定要当八路打鬼子！不久，村里的老人孩子也都逃到远离据点的亲戚朋友家躲避。但这不是长久之计，人们总要种庄稼吃粮食，于是各村自己想办法，每到春季播种时，各村就托胆大会说话的人到据点送礼求情，让日本人放老百姓回家种地。日本人也知道老百姓不种庄稼他们也没吃的，只能同意。于是，出逃的村民赶回村里，在地里撒上种子就立刻又逃走了，等到庄稼成熟的时候再托人向日本人求情，回来收庄稼。这样过了两年，到1944 年夏季，地里的野草长得比庄稼都高了，村民见了着急，就有人偷偷回去除草。一天，我和父亲及村里的十几个人一起回去除草，刚走到村口就碰到了日本鬼子和汉奸，被他们抓到据点当人质，要村里送白面和柴火去换人。村里人都很着急，特别是我的家人，因为父亲常年在小学教书，很少干农活，手上没有老茧，怕被日本人误认作八路而遭不测。我的家人就找到村里能说会道的人去向日本人讲，王玉珍在村里管账，村里没有他，日本人要的粮食和柴火不好收，这样父亲被提前放回家， 我和其他人等到村里送去粮食和柴火以后才被放回。1942 年至1944 年，据点里的鬼子和汉奸经常到各村来抓人抢粮，闹得家家鸡犬不宁。这段时期，八路军武工队经常在深夜里到日军据点附近隐蔽的地方向日军喊话：“老老实实对待老百姓，不要伤害老百姓，不然对你们不客气，最好早点向八路军投降！”向敌人喊话的目的是瓦解敌人的心理，削弱敌人的战斗力。天快亮时武工队就撤走。八路军在夜里也常来村里召集民兵、儿童团开会，组织各种抗日活动。时间长了，我见村里几个青年参加了游击队， 每天扛着枪挺神气，就很羡慕他们，心里也想参加游击队，但不敢跟家里人讲。（采访：孟庆永 康吉堂 刘兴云 赵利华 撰稿：康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