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共天（台）新（昌）县工委书记，解放后中共天台县委第一任书记、县长、90高龄的邹逸于2005年7月来天台山避暑疗养。趁此机会，我们拜访了邹老，并向他了解原中共天（台）新（昌）县工委的创建和发展等情况。
一、天新县工委第十办事处的沿革
邹老原在上海中共华中局城工部工作，1948年5月和水柯生调四明山中共浙东临时工作委员会任干部队指导员。那时正值国民党蒋介石令浙保一个团对我“进剿”，生活十分困难。他们住在用毛竹、大簟搭建在深山密林中的极其简陋的住所。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饭是当地的地下党员送来的，有上顿没下餐，一天吃一两餐或一两天吃不上饭是常有的事，要求做到“讲话不出声，烧饭不露烟，点灯不漏光”，环境状况可想而知。
1948年4月16日，中共中央上海局指示：“在不妨碍坚持原有山区之游击战争下，集中力量打开台属局面”，“部队必须到敌人空隙的地方去点火，发动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跳跃式的向前，力求面的发展，不要把中心力量老是在老的地区与敌人纠缠不清，要把内线的纠缠的防御局面变成为外线发展的进攻局面。”经中共浙东临委研究决定，让上海浦东过来的五支队——“解放”部队留在四明山，于1948年5月28日上王岗战斗后，由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三支队政治处主任诸敏率“坚强”部队西进会稽地区。8月中旬由浙东临委书记张瑞昌（顾德欢）、三支队参谋长张任伟率“钢铁”部队（后改为“机动”部队）80余人、机关干部20来人经奉化、嵊县、新昌、天台到达宁海平溪村，与中共台属工委书记邵明、副书记王槐秋领导的“铁流”部队汇合。20日，两支部队合编成立为浙东人民解放军第四支队，刘发清任支队长，邵明任政委。
8月22日，遵照中共浙东临委和台属工委决定，在宁海和天台交界的王爱山岗（蓝田庵）成立宁（海）天（台）新（昌）县工委和县大队代号为“洪流”，任命邹逸为书记，杨民奎为副书记，童先林、水柯生、李黎为委员。邹逸兼县大队政委。下有原排长胡斌和战士两人。杨有一支手枪，部队给邹逸书记一支步枪一发子弹。他们活动在宁海、天台、新昌交界处的王爱山岗一带，开展宣传、组织群众、扩大部队，不久部队发展到100余人（枪）。23日至24日，浙东临委在天台山华顶拜经台的太白堂召开会议，后称“拜经台会议”。参与者有张瑞昌、张任伟、邵明、王槐秋等4人，着重讨论分析了台属地区的形势，采取措施，打开局面，建立根据地等。这在浙东、台属党的历史、军史中都具有重大政治、历史意义的。会后，张瑞昌在华顶寺向中队以上干部作传达报告，使干部明确了开展台属工作的思路、方针、政策和任务及措施等。
8月下旬，中共浙东临委为迅速打开台属局面，决定将战斗在舟山的“东海”部队300~400来人（拥有机枪10挺和卡宾枪、汤姆枪等先进武器）拉到台属地区，宁天新县工委派左军和水柯生去舟山迎接，县大队从宁海西乡开到东乡沙柳一带接引，等了两三天，仍未接到部队。后来得到消息，在国民党陆、海、空军的“包剿”下，“东海”部队除突围部分人外，全部失散或壮烈牺牲，损失惨重。
8月31日，我浙东人民解放军第四支队将驻在临海大田双庙的国民党台州独立营击溃，生俘敌营长罗承宽以下40多人，毙伤敌30余人，缴获机枪1挺，步枪70余支和其他一批军用物品，军威大振。这是开辟台属工作的关键一仗。国民党原台属各县自卫队都不敢出来了。这一仗大大提高了部队指战员在台属打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的信心和决心。
浙东临委、台属工委为开拓天台和新昌工作，10月决定“分家”，即将宁天新县工委分为中共宁新县工委和天（台）新（昌）县工委，任命杨民奎为宁新县工委书记、童先林为副书记兼第七办事处主任；任命邹逸为天新县工委书记，章一萍为副书记，潘震（老虎）、潘小兆为委员。同时成立第十办事处，章一萍为主任，兼县大队大队长，有原排长成藩及战士3人。
二、我们的方针和主要任务
天新县工委、第十办事处、县大队宣布成立，但人员尚未集中。11月间，邹逸同志从宁海到天台时，在夜行军中脚受了伤，就地打埋伏，部队派鲁华陪其住在一个炭窑的草窝中，饭是村里群众送来吃的。约10天后伤好到达天台华顶。章一萍同志也从部队副官调到县工委。
华顶是天台山的主峰，山高林茂，易守难攻，地形对我们有利。为此，就以华顶讲寺药师庵为落脚点，并在那里召开天新县工委第一次会议，（邹逸和章一萍两人）分析了天台和新昌的情况和主要任务，确定“充分发动群众，发展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为指导方针，以宣传党的政策，扩大武装部队，发动群众，搞好统一战线，征收爱国特捐为五大任务，并采取如下措施：
①宣传发动群众。在华顶讲寺附近各地如原华峰乡的双溪、上潘、外湖、东峰，石桥乡的泄上、方广和欢岙等地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宗旨，党的方针政策，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三五支队”的性质等，公开提出“抗丁、抗粮、抗税”口号，并宣布：“在解放区，乡保长如果再抽丁，征粮，纳税，将给予枪决处分”。1948年11月，原华峰乡双溪村范道庚和欢溪乡大房村周匡报名参加工作，并得到下周村原地下党员周炳文和妻齐席珍的支持，并于1949年2月底为支持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第二次攻打天台城，一次就开仓献出稻谷加工大米3千余斤，各动员20-30人参军。
为了广泛动员青壮年参军，规定除供饭外，每月每人再补给大米20市斤，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报名参军也颇为踊跃。
在提出“三抗”口号后，国民党抽不到壮丁，兵源减少，青壮年安心回家，愿意参加我们的部队；农民不交粮、不纳税，留下自己吃用，生活也得到改善。
②实行“二五减租”，经过调查研究，山区群众生活十分困难，有的一家4、5人只有一件破棉衣，只有外出时轮流穿着。群众中流行着这样一首顺口溜：“乌糯当早稻（蕨根粉为主粮），柴株当棉袄（烤火取暖），蜡烛放横倒（竹篾当油灯），孟菜吃到老（一种野菜）”。这是农民生活的具体写照。北山区的土地大部为原城关、黄榜等地的地主、富农所有。根据土质和水利条件，一般都实行“三七”（即佃农得三地主得七，下同），“四、六”、“二、八”和“对开”分租。从1948年12月开始实行“二五减租”，即在原来基础上减轻25%。如过去要交100市斤的，现在只交75市斤即可。开始群众不相信，怕地主报复。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县工委决定在华峰乡双溪村召开地主会议，与会者有来自城关等地的地主、富农10多人。邹逸书记在会上讲了话，农民诉了苦，经双方协商后，到会的地主都表示同意。在大好形势的推动下，大部分地主甚至请他上山收租也不敢来了。
③开征爱国特捐，即派给每户地主、富农按田亩多少，分派每户10石——100石大米（每石75公斤），无法交出粮食的，可折成银元或黄金等，广大群众拍手叫好，而地富老爷则心犹不甘，但又不得不照办，并派人送到指定地方。这为武装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解决了吃饭等问题。
④成立乡、村农民协会。当时除城关、平镇外，全县其他各乡乡公所，大都被我缴了枪，捣毁和烧掉“壮丁册”和“田粮册”。为此，我们分别在泳溪、北山和第九办事处在岭上等地先后成立乡、村农民协会，以代替原乡公所等旧政权，并积极筹集粮草，迎接大军南下。
⑤着手统战工作。1948年11月，我们带县大队缴了国民党华峰乡乡长徐子伦的枪，对他进行个别谈话。在宣传党的政策，劝其为我们效劳。他满口答应，但不久又当了土匪，继续与人民为敌，解放后被镇压。同月四明山到台属工委的交通员杨继勋被捕，通过中方广寺的和尚以香客为名营救成功。
⑥筹组台属工委东峰联络站。接浙东临委及台属工委指示，工作重心西移后，原在宁海县设立的联络站已不够用，必须在华顶山附近再设立一个，才能担负起东联舟山，北联四明、会稽，西联金萧、路南以及临三、嵊新东、临天仙县工委的联络任务。我们带领县大队，一面到各乡村开展工作，一面物色适合联络工作的地址。从芹塘泄上，大同外湖东峰各地观察，东峰是一处地处竹林深处，仅有小路一条可通，又离华顶不远，就找到三间茅屋，屋主是傅康龙，他的妻子新昌人与章一萍是表亲关系，谈起家常很是亲热，就转到工作上，他们愿意做联络工作并推荐了练孟庆、练孟虎二人。我们就发出通知并报告浙东临委、台属工委，开始运转联络站的工作，后来上级派来卓履冰（竺里平）同志任站长。
⑦建立上深坑浙纵后方医院。遵照浙东临委和浙纵司令部指示，在游击小根据地建立一所后方医院，使部队伤病员有一个比较安全、有疗效的场所。我们带县大队去看了好多地方，认为下深坑和上深坑比较合适，离东峰13里路，林深路小，有几户人家，很隐蔽，联系也较方便，因为有联络站在附近，又有北山区武工队在附近流动。可以做好保卫工作。将原在奉化一仗被打伤的战士以及其他受伤人员从宁海王爱山岗蓝田移到上深坑来。童曼琳等护士也一起来。浙东临委派来医生吴合（吴秀贞）同志任院长。第一次、第二次天台攻克时，又增加了不少伤员，那时台属工委第四支队后勤部长陈波涛几次到上深坑慰问，并送来药品食品等。天台解放后，到6月底后方医院搬迁进天台县城，随即乘船到临海去第六军分区报到成立医疗队。
⑧发展党员，建立支部。原中共天台县委和所属区委、支部等在解放战争中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摧残，除了个别党员隐蔽下来外，有的已外出加入部队，有的被捕，有的投降自首，在发展党员中难度颇大，必须坚持谨慎态度。我们分别于1948年底在新昌儒岙成立中共区委会和一个支部，有党员3、4人，潘小兆为书记，潘震为委员，同时又在东山石磁等地，发展3、4人，成立支部。
1949年3月，在北山华峰乡东峰，上深坑的后方医院建立中共后方医院、东峰联络站支部，共计3人，吴合为书记。同月中共天北武工队支部建立，书记张金顺，5月中共北山区工作队支部建立，书记梁成堂。
1949年5月，天台解放，许多党员都随章一萍等到新昌去了，天台仅留下邹逸等3人。
⑨参与地方作战，做好部队后勤支援。1948年11月，章一萍率“火星”与浙纵四支队一起，准备解放新昌东乡大市聚镇，可以打开到四明山的通道。部队在东山、石磁一带活动，发现敌人，在马坑等碰上了“硬货”（有六○炮等现代化武器），战斗打响后，在支队长刘发清的指挥下，组织党员突击队10多人，携快机冲垮了敌人、缴获六○炮一门半。战后撤出。
1949年1月，临近春节，我们接到台属工委通知，将各县工委、办事处和县大队开往新昌回山。天新县工委和县大队（即“火星”部队）30余人一起前住，与各地的“钢铁”、“坚强”、“铁流”等部队会师，共计800余人。
回山，是台州、绍兴、金华专署和天台、新昌、东阳“三不管”的地方，地形对我有利，易守难攻，群众基础好，是建立根据地较理想的地方。
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于1949年1月28日，即农历十二月三十日，在新昌回山杨氏宗祠内成立。马青任司令员，张瑞昌任政委，刘发清任副司令员，张任伟任参谋长，诸敏任政治部主任。2月3日，我“机动”（即原“钢铁”部队），“灵活”（即原“坚强部队”）等突然撤离回山，进驻东阳尖山、新宅等地，开展了紧张的军事训练，冒着数九寒天的风雪，练习射击、冲刺、爬城、跳壕等。为了迷惑敌人， 浙东临委和纵队司令部通过新昌党组织在新昌城里等地遍贴攻打新昌的标语，造成矛头直指新昌城的假象。2月9日，纵队司令部就在尖山驻地召开连以上干部大会，宣布解放天台城的作战命令。为了阻击南北增援的敌人，又命令天新县大队的“火星”部队扼守会墅岭，命令“铁流”部队控制猫狸岭，卡断南北通道。是日下午，大部队从夹溪桥拔营，经梅枝岭、乌岩岭、藤桥等地，于10日一举攻克天台城，全歼国民党政府的驻军和警察部队，消息传开，轰动浙东和浙江各地，《东南日报》、《大公报》等都作了报导，美国驻中国一家通讯社也说：“活动在中国滨海的红色游击队居然解放了距蒋介石家乡180华里的天台城”。天台城攻克第二天撤离到国清寺，后上华顶休整。大部队送给天新县大队机枪一挺和一些步枪，旧枪换新枪，将一些旧枪交给区中队和民兵使用。大家高兴得跳了起来。浙东临委组织部长王起代表浙东临委，宣布邹逸同志为天台县县长。3月初，又接到台属工委和四支队的通知，再克天台城，天新县大队进驻国清前的一个庙庵里，负责后勤工作，把伤员抬上天台山，送往上深坑后方医院。
⑩发展壮大武装，建立根据地。这一直是县工委、办事处的中心和重中之重的工作。在浙东临委、台属工委和浙纵司令部、四支队的统一领导下，浙东与台属武装在天台山活动较多，跨县的工委和办事处也纷纷建立武装力量。
“洪流”部队（1948.8—10）于1948年8月下旬，宁天新县工委建立后，接着成立代号为“洪流”的宁天新县大队，大队长杨民奎、政委邹逸，计20来人（枪）活动在宁海、天台山的大溪、王爱山岗和泳溪一带。
“火星”部队（1948.10—1949.5），于1948年10月，天新县工委成立以后，即从“洪流”部队分出8名战士为基础，成立天新县工委所属的“火星”部队，大队长章一萍、副大队长潘震、教导员邹逸。
“长风”部队（1948.11—1949.5）。1948年11月陈建雄来参加工作，天新县工委决定成立北山区武工队，陈建雄为队长，调给他几个战士。该部在北山区活动，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征收爱国特捐等，以后还要保护好东峰联络站、上深坑后方医院的任务，并多次袭击国民党驻何方赵的“长江”部队。
1949年3月，天新县工委决定，在华峰乡外湖村成立北山区工作队与区中队。中队长陈建雄，指导员潘瑞恒。部队已扩大到40-50人枪。
3月中旬，张金顺不干情报出来工作，章一萍与之谈了话，并恢复了他的党籍，任命他为北山区指导员。
天东武工队（1949.1—5），该武工队是台属工委副书记王槐秋亲自领导下组织起来的，因为他与戴景才认识。戴原在四明山陆埠任镇长。浙纵北撤后回到洪畴老家。戴任队长，杨林风任副队长，实际是台属工委直属部队，第一次攻克天台城后，王在泳溪交给天新县工委的，共计30人左右，活动在泳溪、洪畴、明岙、坦头、欢岙、欢溪、欢口以及三门珠岙、亭旁，临海大石、大田等一带，捣毁各乡公所，收缴枪枝烧掉“壮丁册”和“田粮册”，成立乡村农民协会，这在东乡影响颇大。
天北武工队（1949.3—5）3月底北山区中队（长风）北调，留下7人，又建立天北武工队，任命张金顺为指导员，先后活动在栖霞、螺溪、太平、大同、天封、石桥乡一带计30来人，后又改为北山区中队。
“小坚强”部队（1949.2—5）。起源于1948年12月汤圣贤、孙新方二人从上海来宁海，由参谋长张任伟接头。派他们到天台城内做工作，经常的联系由孙新方从宁海到东峰到天台城内来回都有人接送。汤圣贤在城内联系的都是青年知识分子，情况比较复杂。蒋杰到城内核实。二月初，全部到尖山，打天台时作向导。2月10日，攻克天台后，浙东临委将这10多人交台属工委，邵明同志在双溪培训三天后又交天新县工委，成立城区工作队、区中队。施泽鉴为工作队长，余启南为中队长，代号为“小坚强”部队。孙新方管财粮，陈达理管民运。邹逸带县大队和“小坚强”一起到欢岙，开会布置城区的工作，重点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 ，扩大武装力量，征收爱国特捐，打垮国民党乡政权，搞好统战工作。
工作一段时间后，部队扩大到70-80人，工作开展到泳溪一带，还组织了农民协会。
天南区工作队、区中队（1949.3—5）1949年3月2日天台第二次攻克后，台属工委副书记王槐秋同志给天新县工委来信，说丁学精同志出来工作，可成立南山区工作队、区中队。丁学精到欢岙，我们谈了南山区的情况，叫他回去准备好把有关人员集中起来，收集有关的枪枝弹药。后来他派徐观煦到欢岙来接。
天新县工委开了一次会议，研究新情况、新问题。马坑等战斗后，二次攻克天台城，台州的局面已全面打开，我们地方工作没很快跟上去。以后大刀阔斧的开展群众工作，很快地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动员参军扩大武装力量，建立更好的根据地，为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有二个方案，一是邹逸、章一萍带县大队到南山区帮助南山区开展工作，这样力量集中可以安全些。另一个是分开活动：章一萍带县大队到新昌大市聚一带开辟工作，这是一个新区，有好多工作没做，可以打通通嵊新奉、四明山的通道；邹逸带一个通讯员张子久到南山区工作，这样风险比较大些，但工作面开展的更大些。最后决定分开搞。
邹逸到灵溪文庵见到了丁学精、奚斌堂、徐观煦、周志新等就开会研究工作，宣布成立天南区工作队，队长丁学精、财粮奚赋堂、民运徐观煦、奚鼎宝，天南区中队中队长周志新。分工后，就立即开展各项工作。集中的已有10多人，每天早晨唱歌操练，这些同志都参加过抗日时期的群众工作，有经验。因枪枝缺少，就用借的方法解决。
部队有了一定的基础，就向山头郑进发。那天因有事未过始丰溪。第二天过去时，花桃村群众讲，昨夜国民党“长江”部队来村搜索过。我们觉得内线出了毛病。丁学精同志查了很久没查出原因。如果昨夜过溪，肯定会吃大亏的。
天南区工作队、区中队到山头郑时，已有好多人联系过，他们出来欢迎我们去，清理国民党乡公所，搜集到好多枪枝弹药。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策，“三抗”政策，分派爱国特捐，有好多人带枪参加部队，并到附近各村做工作。
1949年4月左右，灵溪和下峧村因山林和水利纠纷发生械斗，动用火枪、长矛、大刀等武器，当地乡公所都无法解决，天南区工作队和区中队出面，把双方的士绅叫到一起，说明我们都是穷人，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他们听了后表示拥护和支持，认为共产党是穷人的恩人，从而使械斗得到解决。其中有周大哲等10多人，携步枪、驳壳枪等加入天南区中队，充实壮大了武装力量，共计80余人（枪）。
同时，在浙东临委的统一领导下，从1948年4月到1949年3月，嵊（县）新（昌）东（阳）县工委和临（海）天（台）仙（居）县工委在台西发展了武装力量。从而使天台山和天台山两翼（即台东和台西），已成为浙东游击纵队的根据地。南与浙南游击纵队，西与路西、路南支队，皖南等地连成一片。
天台县大队（1949.5—6）。1949年5月中旬，中共台属工委所属临海、天台、三门、宁海的武装，在三门海游整训期间，组织上将天台城区中队和天南区中队合编为天台县大队，下辖两个中队，大队长兼政委邹逸，一中队中队长余启南、二中队中队长周志新。计150余人（枪）。
4月初，邹逸带通讯员张子久、医生奚鼎宝回北山区。宁海县要成立县农民协会，要邹去参加（未去）。台属工委召开各县工委书记会议，总结过去工作，还研究部署今后工作。后接浙东临委通知，大军即将过江，各部队集中训练学习《入城守则》和《约法八章》等。
三、整顿队伍迎接大军南下
1949年4月20日子夜，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天堑。23日南京解放，国民党反动派覆灭。24日中共浙东临委、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和浙东人民干部学校（即燎原部队）从诸暨陈蔡进驻枫桥。28日将台籍张墅、金榜道、陈日贵、林霄等23人分配到中共台属工委工作。从枫桥经东溪、嵊县郑乌坑、新昌西坑、祥棠进入天台山，越万年寺、方广、华顶、双溪、东峰和宁海王家坑、麻岙等地。昼伏夜行，于5月4日到达三门海游，向中共台属工委报到。5月5日加入台属工委工作队，参加整军整风学习。主要是学习时事形势、城市政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约法八章》和《入城守则》等，克服游击习气，筹措粮草，为迎接大军南下，接收城市做好准备。
根据浙东临委、台属工委和四支队的命令，停止接收未经批准的一切部队。当时临海褚尚士率30-40人（枪）到海游要求加入部队，除留下武器，全部遣散回家。台属工委委员、第九办事处主任丁友灿除将部队原地待命外，也参与学习。根据省委通知，嵊新东县工委接收嵊县。庞茂桂随部队开往嵊县长乐楼宅一带待命，后借故率短枪组返回天台平镇，仍挂着第九办事处的牌子。遵照中共浙江省第六地委关于“只留干部，全部遣散士兵”的决定。1949年7月天台县委委托丁学精处理，除留下庞一人外，余都遣散回家。庞随即离开，另谋他图。
1949年5月中旬，在三门海游整军整风期间，台属工委遵照浙东临委的指示，召开有邵明、王槐秋、丁友灿、杨民奎、陈波涛、邹逸等参与的会议，讨论研究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接收城市等问题，临时筹备搭建台州地委、台州专员公署和各县委、县政府的架子：结束台属工委，成立中共台州地委、台州专员公署，邵明为书记，王槐秋为副书记，丁友灿为专员。结束宁新县工委，成立中共宁海县委、县政府，杨民奎为书记，童先林为县长。结束临三县工委，成立中共三门县委、县政府，应为民为县委副书记，俞圣祺为县长。成立中共临海县委、县政府，梅法烈为副县长。结束天新县工委，成立中共天台县委和县政府，邹逸为书记兼县长。部队也作了分工，即“洪流”部队改称为宁海县大队，临三部队为三门县大队，天新县工委所属的城区中队，天南区中队合并为天台县大队，将原天新县工委所属的县大队和北山区中队合并为新昌县大队。县大队政委、大队长都由书记或县长兼任。
四、八个月斗争的经验教训
从天新县工委、第十办事处成立到5月24日天台解放，仅8个月左右。在浙东临委和台属工委的领导和大好形势的推动下，先后搭建了北山、城区、南山和儒岙四个区。天新县工委、办事处的游击区共有人口30万余人，其中天台20万余人，新昌10万余人；游击活动地域天台除城关、平镇外，约占全县的90%，新昌占25%左右；地方武装从原来的3人（枪）发展到400余人（枪）；干部从原来的8人发展到100余人（其中来自会稽山“浙东人民干部学校”的16人）；党的组织从无到有，计有天新县工委、区委两个（儒岙区委、北山区委），支部3个，共有党员17人；提出“抗丁、抗粮、抗税”的口号，全县基本上停止了抽丁、征粮、收税和实行“二五减租”，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当然在工作中也存在缺点和问题，即对群众的宣传发动不够普遍深入；对干部缺乏培训，使用多，教育少；对地方武装的复杂性认识不足，了解不深，缺乏管理，以致到7、8月土匪猖獗时，有的妥协回家，有的带枪叛变投敌；对建党重视不够，解放后，大部分党员都到新昌去了，天台仅留邹逸和张金顺等3人，原地下党破坏严重，基础极其薄弱。8个月来，经验是丰富的，教训也是深刻的，我们认识到：
①必须贯彻宣传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必须唤起民众，提高觉悟，明确形势，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还要给群众实际利益，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②必须摧毁国民党的反动政权，建立新政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必须依靠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与所属的各支队和地方武装力量，捣毁国民党的各级旧政权；建立各级农民协会，作为新的乡镇政权的过渡形式。
③必须征收爱国特捐，解决部队和地方干部的吃饭和其他必需的财政支出。以爱国的名义向地主、富农征收“爱国特捐”，名正言顺，容易为他们所接受；为了爱国，他们又无法加以拒绝。从执行情况来看，效果还是好的，一般情况能按时送到指定地点交纳粮食，银元、金子等按粮价折值交付。农民也公开说：“他们有粮、有钱，都是从农民头上剥削的，现在为了解放全中国，建设新国家要他们拿些出来是合情合理的。”有的还争取多交，以示爱国和开明。
④必须搞好统一战线工作。这里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
五、天台县委县政府正式成立
1949年5月23日，原驻天台的国民党87军220师（即长江部队），在解放大军压境下怆惶逃遁。24日，中共天新县工委所属天南区中队一加强班和城区工作队小数留守干部先后入城，天台县宣告解放。在三门海游整军整风的台州地委、浙纵四支队、天台县委、县大队等武装，即日向天台进军，25日进驻县城。
天台解放，实际是一座空城，没粮、没钱，困难颇大。经请示台州地委同意后，旋即成立天台县政府总务科，奚赋堂任科长，主要是解决吃饭，筹集粮草，迎接干部和大军南下。
6月1日，南下干部到达天台，与本地坚持干部会师，并召开联欢会，台州地委副书记王槐秋介绍了台州情况，南下干部杨心培也讲了话。会议开得活泼，南下干部与本地坚持干部欢欣鼓舞。
南下干部在天台期间，讨论研究了地委、专员公署的调整等问题，6日宣布南下干部杨心培为第一副书记、邵明为第二副书记，刘鸿若为专员。以原浙纵四支队为基础组建第六军分区。邹逸为天台县委书记兼县长，张鸿云为副县长，吴书福为组织部长，中共天台县委、县政府正式成立。
天台县委、县政府（1949年7月改称为县人民政府）成立后，任命朱崇贵为城关区委书记，张松为南山区委书记，王怀德为北山区（包括白鹤）委书记，张汝标为平桥区委书记，姚文玉为街头区委书记，王庆祥为苍山区委书记；任命吴秀岩、奚赋堂为城区正副区长，丁学精为平桥区区长，吴希远、陈康祚为街头区正副区长，徐观煦、孙继贤为苍山区正副区长，邢秀安、张金顺为北山区正副区长（先为办事处后改为区委和区政府），县大队第一中队队长余启南、第二中队队长周志新。各区成立区中队。
经县委研究：各区都要建立乡（镇）政权；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肃清土顽；恢复工农业生产。然后召开区委书记会议，部署任务后赴各地开展工作。
我县的接管工作，由副县长张鸿云分管。其实我县解放后，除个别单位如县电报局、邮政局、县卫生院、城乡电话管理所的线路工、邮差（即现在的投递员）和个别单位的勤杂人员外，余均逃之夭夭。接收工作，是去各单位查看，与留用人员谈话，希望安心工作，编造财产清册。分别由林霄、范道庚接收浙江省地方银行天台办事处（该处留下一个勤杂人员外，余均逃到海门，为了货币流通，写信到海门叫回会计范达卿、出纳马寿介），天台地方税稽征所，定海国税局天台稽征所，国民党县党部；奚鼎宝、陈日贵接收县卫生院。陈日贵接收县图书馆、民教馆。孙士元、陈康祚接收县教育科。县府秘书、南下干部刘善教和陈日贵接收电报局、邮政局和县城乡电话管理所等。凡留用人员，仍实行工资制，按原标准照发；南下和坚持干部实行供给制，除衣着外，每人每日1.5市斤大米（包括菜金），七钱盐、四钱油，每月每人一市斤猪肉，四小两黄烟，折合人民币为补贴。新提拔的干部则实行包干制，每人每月有120斤大米。
县政府的工作机构是根据政府工作和经济建设任务来建立和撤并的。1949年6月，建立秘书处、公安局、文教科；7月建立民政科、实业科、财经科、粮食局、卫生科、财政科。
(作者：林 霄、奚鼎宝、陈日贵2005年8月)
浏览：2313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