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凭着“良民证”，通过日本人的道道关卡，在菜市路上海美专找到台属设在上海的交通站成员励维豪，励带我到上海党组织邝警志家，我从鞋帮中拆出组织介绍信给他，并向他汇报了林尧等人被捕的情况。过了两天，励维豪通知我：下午4点至4点5分钟在霞飞路巴黎电影院门口等候，并约好暗号，要我左手拿两支“黑人”牙膏，右手拿一条“414”毛巾。超过4点5分钟没人接头，就要离开。我曾听到刘清扬说过，他在上海公园与杨斌同志会见时，杨斌穿着笔挺的西装，肩背照相机，一手拿鲜花，一手牵哈叭狗，身上洒有名贵的香水，一副“阔老”样子。我想今天与我接头的也可能是“阔老”。4点2分，电影院散场，人流涌出。一个身穿中式短衣裤，蓄平头小贩模样的年青人向我走来。他手拿一封信，问我：“按信上的地址往哪里走”？我一看，信上写着“许少春先生收”字样，我说：“向前过两条马路即到了”。他说声“谢谢”后即向前走，我跟随他走过三四条马路，他站下来告诉我，明天上午10时，带上全部行李到大世界青年会馆前的电车站等。第二天，我按时到达，他从电车上下来，要我一道去外滩码头。我以为他陪我一起回浙江，当走到南通轮船码头时，他要我自己去买开往天生港的船票。这时才知道要去苏北。当我买好船票，一摸口袋，不好，我的皮夹被小偷偷走了。他问我里面有没有重要的东西，我说只有“良民证”和一些钞票，当天下午，他又给我弄来新的“良民证”，还叫我买来苏北人爱吸的“元芪”烟丝、红糖、红枣等礼品，说是到南通走亲戚，他还给我石港一爿南货铺老板的名字，说这老板就是我的亲戚。并约定在船上不要与他打招呼，保持一定的距离。当时我不理解华中局驻上海的负责人杨斌同志为什么不接见我，只是派人在公共场所与我接头，连个落脚点也不让我知道。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他的警惕，因浙江党组织连续发生问题，对浙江去的人，不得不保持一定的距离，因此他采用这种办法送我去苏北。
第二天上午，我们在南通上岸，手拿“良民证”，夹在商人群中，通过日军的哨卡，进入市区。出北门时，只见碉堡里的日伪军，刺刀出鞘，手榴弹开盖，如临大敌似地在检查行人，把我全身上下搜遍，也没搜出什么，最后把我手里提的烟丝、红枣等东西抛进碉堡，给他们作了“慰劳”品。站在我后面的人把我推了一下，急忙走过了铁丝网。约走了五六里路，带我的人在路旁小屋里等我。屋里有穿便衣带短枪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民主政府的工作人员。我透了一口气，终于进入了苏中根据地。我们在一个交通站住了一宿，第二天在如皋和南通交界的一个小村里，找到了中共苏中区委秘书处。这时发现，从上海同船来的一批烫头发、涂口红、穿高跟鞋的小姐，是一批文艺工作者，也是到这里参加革命的。当晚苏中区党委组织部长赵毓华接见我。这时我才知道带我来的这个青年人，原来是苏中区党委与上海党联络的机要交通员。赵部长同我谈话后，又派人将我送到苏中交通总站，这里离日伪军据点只有一华里路。交通站周同志告诉我，白天不能走路，也不能大声说话。从此我开始了长达两个月的“昼伏夜行”生活，一站一站往北走，每个站都有交通员送我，交通员有男的，也有女的。到达东台交通站时，又有3个去华中局学习的同志一起走。路上不知经过多少次惊险，到了盐（城）阜（宁）地区后，交通站同志告诉我们，这里离华中局机关还有80多里路，前几天有敌机扫射、轰炸，地面无敌人，白天可以走路。白天可以走路了，我们多么高兴，几个人高兴地唱起了“解放区的天”。这里的群众也不一样，他们热情地倒茶水给我们喝，还拿拂帚拂去我们身上的尘土。在黄河故道的亭翅港，我们找到了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华中局机关与新四军军部机关在一起。在向华中局组织部汇报工作时，又碰到从台州地区来的胡其清和徐道荔两同志。我们相约改天谈谈别后的情况。
这天夜里我住在华中局招待所，下垫芦苇席，上盖灰色军被，放心地睡了。到半夜有人推醒我，说是组织部长曾山同志（中共中央华中局副书记）要见我。我立即起床跟去，向曾山同志汇报了2月刘英被捕后7月林尧等人被捕的情况。曾山同志还问了我许多问题，最后他说：台属党的联系问题，到苏中区粟裕同志处去解决。又说，日军已在“扫荡”，谭震林同志今夜带一个加强连到苏中去，你马上跟他走，以免延误时间，我回招待所拿了行李即随部队出发，再也来不及与胡其清他们道别了。
行军路上，由作战处长陈铁军同志照顾我。陈铁军原是红军干部，在闽浙边工作过，对浙江情况很了解。他说，距宁波以西30多里处就有党领导的部队活动，政治上谭启龙负责，军事上何克希负责。他问我，“你为什么不去找他，而千里迢迢跑到苏北来”。这时我才知道四明地区已有党领导的武装。经过一个星期急行军到了如东县的掘港旁，与新四军一师师部会合。铁军同志还介绍我认识了粟裕师长，我拿出华中局组织部的介绍信，向粟裕同志汇报自己的任务和要求。他告诉我，浙东正在开辟新区，忙于打仗。此时他正在开苏中区党政军扩大会议，要我休息一下再说。会议结束后，粟裕同志找我谈话，并说送我到启东乘船回浙东，问我有什么困难，我从台州出发时天气炎热穿单衣，现在天冷了，要求加点衣服。粟裕同志立即要后勤部用细布做了一套可以出入敌占区的中式棉衣。然后，我同派去浙东工作的石磊、毛明孝等同志一起，扮成商人模样，由水路回浙江。从江苏海门到浙江的水路要经过长江东海再进杭州湾，既有日伪的封锁，又有海匪的拦劫，交通站给我们准备了日本人发的“良民证”和上海股匪发的“名片”，终于安全通过。第三天我们到慈溪五洞闸靠岸，进入浙东游击区。我向浙东区党委组织部长杨思一同志（当时浙东区党委对外称司令部政治部秘书处）汇报了台属党组织情况及自己去上海 转苏北又回浙东的经过。他告诉我，他们已与台属党组织接上了联系，我也留在浙东。1943年2月党组织又派我回台州，我又化装成商人，与台属去的交通员应必富一起，穿过宁波敌占区，回到宁海城，在樟树下应为民家，见到了台北特派员郑嘉治。此时，离我们分别已半年，各述半年的经历，庆幸又在台州见面。郑告诉我，台属党组织已在去年11月划给浙东区党委领导。为了加强浙东敌后的工作，台属主要党员干部到四明山，由浙东区党委另行分配工作。不久，浙东区党委通知，郑嘉治、王槐秋、杨干和我都去四明山。3月，区党委决定，派我回台州负责全面工作，保持与四明山的联系。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国民党三十二集团军在四明山麓层层设防，我派联络员应为民多次去四明山，无法进入。9月底浙东区党委奉命北撤，留下刘清扬为四明特派员，台属党组织由刘清扬负责联系。因国民党调兵进剿四明山，我们仍无法联系。国民党反共日益加剧，我们怎样开展工作，必须找到上级党组织。1946年2月，我与应为民商量好，他留在台州工作，我去上海找党组织。由三门交通员郑永椿联系好，我在海游乘运载柴、板、炭的船到上海。我到上海找到赵鉴源、励维豪，商量能否去思南路找中共驻上海办事处联系。他们说：办事处四周都有国民党特务在监视，不能去联系。我又到南市凤鸣里二号俞圣祺家同他夫妻商量，他俩也说不能直接找办事处，并告知原四明山的章素娥同志从南通到上海治病，她是地方民运工作人员，因病转到南通继母家养病，与她一起去苏北解放区较为安全。不久章素娥来上海，12月中旬，我与她两人同去南通。由她通过当地的社会关系，选定一条较安全的小道。我们扮成当地人，坐着独轮车，通过国民党的关卡到达南通三余镇。章素娥与中共三余区委联系，由三余区委给我开出介绍信，又经过多处介绍，找到苏中区党委，苏中区党委接待我们的同志说：浙东区党委已北撤去山东，只能介绍你们到华中分局。当时华中分局机关在淮安，这里是解放区，行走比较方便，但是要一站一站地转介绍信，我走了十多天才走到淮安。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组织部组织科长尹阿根（邢子陶）接见了我，正好丁魁梅同志也在那里。她证明我在台北工作的身份，华中分局又用电报与谭启龙联系。在这里我又遇到四明特派员刘清扬派去的交通员。他告诉我，浙东区党委北撤，国民党当局派二万兵力围剿四明山，刘清扬住在大岚山巅的“公馆”（茅草棚）里，与外界几乎隔绝，与他联系非常困难。我在取得谭启龙的电报证明后，华中分局秘书长（负责浙江省工作的）吴仲超同志召见我，他告诉我，浙东区党委已北撤到山东，考虑与四明山的刘清扬联系有困难，因而华中分局决定台属党组织归华中分局直接领导。他对我的工作作了指示后，给我两个通讯地址，一个是在南通，一个在启东，我也给他两个通讯地址，一个是宁海城里三皇堂力行巷赵忠信家，一个是宁海白岭根村葛希曾家，吴仲超同志还批给我党的活动经费黄金四两。我同浙南交通员和王琳芳一道回南通，王琳芳由南通经过上海回浙南。我在南通由当地党组织，把黄金换成法币，汇到上海大统路一爿百货商店里。我回上海后，向台属在上海的党员俞圣祺同志等传达了华中分局的指示后，即回到台州。
这次去苏北，来回四个月，待我回到台州时，四明特派员刘清扬已通过林山（女）同志与台属联络员应为民等同志接上了联系。按照华中分局的指示我们着手恢复党组织，准备创建武装，创建游击根据地，投入到轰轰烈烈的解放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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