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回到奉化老巢，他召来了浙江保安副司令王云沛，讯问“浙东匪情”。可是这个巧舌如簧的王云沛，为了宽解主子的忧患之心，煞有介事地说：“浙东固若金汤，少量股匪，不足为虑”，云云。但蒋介石却心悸依然，指示他要加紧“清剿”，以释后患。
当时，浙东游击队从1946年冬重建以来，在浙东党的临时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临委）领导下，坚持贯彻毛主席关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不仅重建了四明、三北、金萧根据地，而且开辟了会稽、台属地区，使浙东广大地区连成一片，部队也由几支武工队发展到六个支队，人数已达数千人，成立了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司令部、政治部。敌我的力量对比已起了重大的变化。
蒋介石回老巢的消息传来，广大指战员个个切齿痛恨，摩拳擦掌，誓给蒋介石以迎头痛击。同时为了更好地配合全国主战场的形势，策应解放大军渡江南下，进一步扩大浙东游击队的政治影响，粉碎蒋介石的黄梁美梦，临委决定不失时机组织向敌人进行一次猛烈的攻击，把敌人的大后方闹他一个鸡飞狗叫，在蒋介石的胸背上狠狠插一刀！
可是，选择哪一处开刀好呢？临委的几位领导同志，反复思考这个问题。大家认为，沿山一些小据点，敌人已经撤走或已被我拔掉，现在敌人重点防守交通沿线，龟缩县城，必须打下一、二个县城，才能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同时，政治影响也比较大。于是，初步确定三门、新昌、天台三个县城作为首战的目标。可是先打哪一个县城对我们更有利呢？
那时，我因病无法随部队行动，隐蔽在山洋地区休息。有一次，临委书记兼纵队政委顾德欢同志捎来一封信，问我身体情况如何，能否回去参加研究攻城事宜。我虽然病情尚未痊愈，但收到这封信后十分兴奋，不由得病情也觉得减轻了几分，当即回到临委所在地。
我们分析了三个县城的地形、敌情和政治形势：
三门县敌人的兵力不多，防御工事也不坚固，有我地下党的工作，情况清楚，攻城易如反掌，但三门地处东海一隅，政治影响不大，弄得不好，还有打草惊蛇之嫌，驱使敌人加强对其他地区的设防，同时，也增加我们打下一个地方的困难。作为首战，三门弊多于利。而打新昌的情况就不同了，其政治影响大，我地下党从抗日战争以来，在那里一直坚持着斗争，而且还有不少社会关系可以利用，敌情也在我们掌握之中。但是新昌的地形于我不利。它北临公路，而且公路高于县城，还有飞凤山紧靠路北，旗盘山紧依城南、城西，还有平平的一带山岗，山上敌人筑有碉堡，易守而难攻；其西距嵊县仅十六公里，东离奉化也只有六十公里，敌人便于增援，打得不好，很可能处于被动不利的局面。
天台虽然地下党几次遭到敌人的破坏，敌情也不很清楚，但那里的地形对我极为有利。它东南离临海虽然只有六十六公里，但天临公路和天台至拔茅一段，从抗日时期破坏后，至今未修复通车，北边五十公里外的拔茅，只是一个小小据点，不成为患，因此，天台实际上是一座孤立无援的孤城，攻下天台之后，还可以乘虚奔袭三门，而且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天台是个反共的急先锋，“荣获”国民党的“模范县”之誉，如果打下了天台，其政治上的冲击波必将大大超过其他县。
经过反复分析、研究，权衡了利弊，临委最后决定把第一刀插向天台。我当时任纵队的参谋长，临委和纵队的几位领导要我具体负责组织、指挥这次战斗。
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对我来说，面临的困难是不少的。主要的是对天台的敌情不熟悉。虽然抗日战争时期，我担任过侦察参谋，曾经到过天台、新昌一带侦察过敌、伪、顽的情况，地形是比较熟悉的，但目前的情况如何，有什么重大变化，单凭手头上一鳞半爪的情报，是难以作出正确的判断，拟定出合乎实际的作战方案的。为了打好这一仗，完成临委交给的任务，必须立即设法派人潜入天台，尽快地把敌人的情报搞清楚。
正在这个时间，上海地下党输送了两个青年来参加部队，我接待了他们。交谈中知道他们两人都是天台城里人。我仔细讯问了他们的政治历史，发现他们的情况比较复杂。但考虑到他们在天台有些社会关系可以利用，打算对他们进行一次考验。于是，决定派他们回天台城里收集敌情，提供一些有关我们攻打天台可用的情况。同时和他们规定了单线联系的人和地点。
为了隐蔽我们真正作战的意图，转移敌人的注意力，在抓紧做好攻打天台准备工作的同时，临委指示新昌城里的地下党，积极开展活动，暗地里放出游击队即将攻打新昌的空气。新昌地下党的同志们干得非常出色。他们印刷大量的宣传品，从奉化、嵊县投邮，通过各种渠道，寄到新昌城内的国民党党、政、军人员手里，向他们宣传解放战争的形势，同他们“约法八章”，奉劝他们起义、投诚、改恶从善，等等。新昌地下党强大的政治攻势，搅得城里的敌人惶惶不可终日。有的千方百计跟我们拉关系，有的脚底抹油，随时准备溜之大吉，一些反动的死硬派，天天向上司告紧，哀求增设防卫。
在新昌城的敌人心惊肉跳的时候，天台的敌人却安之若素，毫无动静，他们俨如生活在太平庄里似的。
1949年春节将临，这些年来，我们部队常年累月生活在崇山峻岭里，生活十分艰苦，时常是有一顿没一顿的。临委为了使大家过一个欢乐的新年，并进一步造成攻打新昌的假象，命令三支队的钢铁、坚强两个大队，四支队番号为铁流部队，五支队番号为铁马部队等，共八百余人，浩浩荡荡地分别从会稽、台属、四明地区开到距离新昌只有二十多公里的回山大会师。
回山地处天台、新昌、东阳交界，也是国民党三专区、六专区、金华专区的交界处，实际上是个国民党三不管的空白地区，地形较好，是个山顶上的小盆地。村上有三百多户人家，绝大多数是贫苦劳动群众。部队到了那里后，邵明、丁友灿同志发动回山周围村庄的群众，敲锣打鼓，抬着猪肉、年糕等等年货进行慰劳。回山的群众，纷纷为部队腾房子、让床铺。部队也开展了拥政爱民活动，为群众做好事。村前村后，欢声笑语，洋溢着一片军民鱼水情。回山顿时沉浸在前所未有的欢乐海洋里。三支队政治处的同志上演了他们根据诗人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改编的四幕话剧，周围十里外的群众，扶老携幼，长途跋涉，络绎不绝前来观看演出。
演出开始了，剧场（实际上是广场）外寒风飒飒，剧场内却汽灯通明，温暖如春。人们的情绪完全为剧情的发展所左右，时而为剧中人的坚贞不渝的爱情所感染，时而为他们的遭遇而惊叹，时而为他们身受地主压迫、剥削而义愤填膺。虽然情节引人入胜，可是我不时为天台的战斗计划而分散了注意力。我悄悄地离开了剧场，在夜色朦胧的山坡上独自漫步。我想，我们派进天台去的人员的安全如何？他们送回来的情报准确吗？上海党派来的两个青年可靠吗？他们都是天台人，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会不会是……。不过，即使他们出了岔子，也无损于我们一根毫毛，他们并未掌握我们任何真正的情况，至于他们送来的情报，已派侦察参谋去核实。这么想着，我的心里踏实了。望着热气腾腾的剧场，我胸中涌上一股战斗的激情。
为了继续迷惑敌人，部队在回山闹腾了几天之后，在一个更深人静的寒冷的夜晚，悄悄地撤离了回山，奔赴远离天台县城八十里的尖山镇。这一个行动，简直是神不知，鬼不觉，甚至连回山的老百姓也不知道部队的去向，敌人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而据获悉的情报，天台的敌人对我们的行动一无所知，好象我们的一举一动跟他们无关似的。
尖山位处东阳境内，也是一个山高皇帝远，三不管的山镇。纵队决定以尖山为假设的天台城，并拟定这里作为攻打天台的出发地。
部队一到尖山，立即开展攻坚夺城的大练兵，我们的部队有丰富的山区游击作战的经验，却缺少短兵相接的攻城战斗实践，因此，尖山的几天，是艰苦练兵的几天。部队白天练射击、投弹、刺杀，晚上练习巷战，翻墙越壁。山高严寒，冷风刺骨，但战士们个个头上直冒热气，汗湿衬衣，人们为一股强大的信念鼓舞着：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曙光在前头，胜利在召唤。就凭着这股坚强的信念，大伙身上真有永远使不完的劲儿。
这一天，我到练兵场去看望战士们，大家一窝蜂似地团团围住我，要我 告诉他们打什么地方。
“打老蒋！解放大军一渡江我们就配合打绍兴、打宁波、打杭州、打大城市！”
“不对，不对，参谋长打埋伏！”几个战士七嘴八舌嚷道：“其实，你不说我们也知道！”
“你们知道什么呀？”
“这可是军事秘密！”一个调皮鬼作了个鬼脸。
大家正闹着，忽然，一个同志匆匆向我走了过来，定睛一看，原来是我前几天派去天台的侦察参谋回来了。他和我并肩走了几步，悄悄地告诉我，他已按照指示，把派进天台搞情报的那两个青年人带回来了，还以商讨迎接大军渡江的名义，请了天台县城里十几个人，这些人也带来不少对我们攻打天台有价值的情报。我立即返回驻地，同他们接谈，并详细询问了天台城的有关情况。这时，参谋们已经开始了紧张的工作，有的在反复核对情况，分析敌情，有的在绘制地图，不到两天的时间，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便形成了。
出发的当天上午，在一个破祠堂里，召开了连以上的干部会议，部署战斗任务。天气特别好，蓝天无云，红日把祠堂天井照得暖烘烘的，墙壁上摆着两块大门板，上面挂着巨幅的军用地图，红蓝色的标记，在太阳映照下，格外醒目，干部们走进门来，一看挂着天台城的地图纷纷议论起来了：
“是干部会，还是上军事课？”
“上军事课吗？嗯，今晚有好戏看了！”
“噫，不是打新昌吗？怎么挂起天台地图呢？”
会议开得很简短、有力。临委、纵队几位领导同志，以及台属地区的负责人邵明、丁友灿同志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司令员马青、政委顾德欢分别作了政治动员，详细阐述了攻打天台的政治意义和军事意义。邵明、丁友灿同志及政治部主任诸敏同志，也在会上讲了话，他们铿锵有力的动员，把大家的情绪鼓动起来了，人人迫切渴望着战斗的心情，溢于言表。最后，我代表临委、纵队领导作了战斗部署。
根据天台的地形，北去新昌、奉化有条会墅岭，南去临海有条猫狸岭，南北敌人如要增援天台城里敌人的话，必定要经过这两条岭。这两条岭由台属的邵明、丁友灿同志各派出一个排扼守，阻击增援部队，卡断南北两条公路，天台就成为一座孤城，敌人就成为瓮中之鳖。鳖头是县政府、县党部，决定由铁马部队斩断，钢铁、坚强两支部队分别包围保警一中队、二中队，南门的碉堡也由钢铁负责，师管区由铁流部队去收拾……
战斗任务部署定当，干部们带着战斗的豪情壮志奔回连队，霎时，指战员们一片欢腾……
那天正好是元宵节。傍晚六点钟部队踏上了征途。夜的帷幕降临大地，月亮还没有露面，脚下的石子路，象一条银灰色的长蛇，蜿蜒地向前面伸了开去，四周黑乎乎的，空荡荡的山谷里、静悄悄的没有灯光，没有声响，只有扑扑向前的脚步声，偶尔从远处传来夜莺的鸣啭和部队轻轻而急促的口令传递声。山高月来迟。走了好一阵子，不知什么时候，月亮才偷偷地含着笑脸爬上了山岗，皎洁的月亮，好似一盏天灯挂在万里碧空中，好意地照亮我们漫长的征途。
我跟前卫营一起行动，不时察看前面和左右起伏一层峦叠嶂，心里老琢磨着一连串的问题：天台的敌情有没有变化？我们的作战意图有没有被暴露呢？…我反复思索着，并不时假设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以及应该采取的种种措施。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地走了七、八十里路。可是愈是接近天台县城，我的心情愈是紧张起来，因为这是关键性的一仗，这一仗对我浙东的政治形势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啊！只准打好，不准失败！正在这当儿，突然，“砰”地一声，从城西的清溪桥方向传来了清脆的枪响，划破了夜空，把我从思索中唤醒。
是情况起了变化，还是敌人虚张声势，打枪壮胆呢？我自己问自己。连忙赶到前面，命令部队原地休息，同时做好应付各种情况变化的准备。这时，马司令员、顾政委、诸主任也赶上来了，我们简单地交换了意见，对前面的情况观察了一会儿，断定没有异常的变化。由于这一声枪响，引起了附近村庄一阵狗吠，但很快四周又恢复死一般的沉寂了。于是，我命令部队立即做好战斗准备。
凌晨四时许，各部队如下山的猛虎，冲向国民党的顽固堡垒——天台县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保警一中队、二中队、县政府、县党部和敌师管区团团分割包围住。敌人在我们的铁拳痛击之下，不到半小时就投降了。城内的敌人全部就歼。这时，天已微熹初露，但是南门外桥头的浙保一个中队，仍然龟缩在高大坚固的碉堡里（编者按：不是碉堡，是一座高楼）负偶顽抗。我和诸敏同志研究了一下，命令坚强部队，全力增援，拿下这个碉堡。敌人在我密集猛烈的火力和强大的政治攻势下，不到一小时，从碉堡里伸出一杆白旗。敌人投降了。
战斗结束的时候，太阳已从东方升起，红日照耀着大地，天台城被璀璨的阳光照得通明透亮。天台获得了解放，她揭开了历史新的一页，第一次回到人民的手中。
解放天台城的第六天，部队又乘胜直捣三门县，1949年2月17日，三门县的人民从此获得了新生。
历史是一位严峻的法官，但是它又专爱嘲弄那些敢于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蠢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我们部队解放了天台、三门的同时，鄞西的游击队在宁奉的公路上，截拦到一辆小卧车，俘虏了三名官衔煊赫的少将军官。一名是浙江保安司令部的供应局长，一名是浙江交警护路的副司令，还有一位老爷却是刚刚谒见了蒋“总统”回来，准备“荣任”江浙联防指挥部的指挥官！对于蒋介石来说，这个讽刺是如此辛辣、如此滑稽，入木三分。
蒋介石在获悉天台、三门被攻克的消息，还在惊魂未定的时候，又传来了三位少将大人就擒，他勃然大怒了。他又把王云沛召了来破口大骂，把王云沛骂得狗血喷头、无地自容。
天台、三门之战，犹如滚滚春雷，震撼全浙江。在我党统战工作的影响下，不少民主人士进一步向我们靠拢，许多国民党的党政要员同我们拉关系。分水县的县长项作梁，松阳县的县长祝更生，丽水县的县长张慕槎宣布起义。蒋介石众叛亲离了。我们赢得了迎接大军渡江南下的第一个胜利……
（原载《东海》197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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