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国民党顽固派潜伏下来的残敌分子，趁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之际，收罗了地痞、流氓、绅霸、惯匪和反动会道门骨干，给番号，封官衔，武装袭击各乡（镇）人民政府，抢掠烧杀，严重扰乱革命秩序，危害社会治安。据统计，全县土匪最猖獗时，共有土匪13股，19个番号，3500多人。其中司令20人，支队长92人，大队长323人，中队长658人，分队长468人，匪徒近2000人。在这些土匪中，以“浙东人民反共自卫军第一纵队”、“国防部青年救国团浙海义勇队台区纵队”和国民党天台县党部书记长周师濂为最烈。而当时我县的全体干部和人民武装还不足300人。他们常乘隙袭击我基层组织，杀害、绑架乡村干部，烧毁民房，抢劫武器。据1949年7月至1950年6月统计，这些残匪共枪杀干部群众30余人，烧毁房屋200余间，抢去小炮3门、机枪6挺、步枪110支左右，子弹2万余发以及其他大量物资。县大队和民兵积极清剿，但因力量悬殊，成效不大。
自9月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军62师185团驻防天台，在军事上打开了剿匪工作的局面。经过军队、干部、民兵三位一体的剿匪大军的严厉打击，匪特组织被逐步打垮。到1951年底止，合计共歼匪3009人，缴获小炮3门，轻机枪6挺，各种枪枝1198支，各种子弹9746发，为我公安武装所破获的特务案27起，基本上肃清天台境内的匪特，巩固了刚刚建立的人民政权，为开展全县范围内的土改、反霸运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一）
1949年6月，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已成定局，蒋介石一面组织撤退，一面有计划地布置潜伏大量的土匪特务，试图组织一批忠实的反共力量，以期在反攻时派上用场。
6月初，原国民党保密局调查员、京沪杭警备司令部联络专员、渔民总队中校葛其潭（又名白水平）受命来天台组织“浙东人民反共自卫军第一纵队”并自任司令。白水平一到天台，就在西区的雷溪乡举办特工人员训练班，受训人员约100余人。以这期训练人员为骨干，白水平开始大量地扩充部队，最多时计有32个支队，数千人之众。
“浙东人民反共自卫军第一纵队”构成了天台解放后武装土匪的主体。这股土匪的主要特点是组织严密，人数众多，活动频繁，破坏严重。
匪第一支队长梅竹松，率30余人活动在新天交界处。
匪第五支队长叶良英、第七支队长陆佩华等跟白水平一起率600余人活动在天台西区。舟山解放后，敌残余部队退到天台跟葛部合并，人数更加众多。
与白水平同时在天台活动的股匪还有东区天宁交界处的王式钦、周师濂股，有几百人。在苍山区活动的原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王定锐率有一股匪，700余人。在天台九龙山一带还有邢金寿、陈志远股，约六七十人。
天台县城解放后，临海、温岭、仙居等地相继解放，国民党政权被逐步摧毁。许多国民党乡保长纷纷参加土匪，自立为王。同时，他们还设法与舟山、大陈取得联系，以求得精神上的支柱和武器、资金的来源。匪内分两派，一派主张公开活动，另一派主张隐蔽潜伏。各股匪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小股投靠大股，大股吞吃小股。在1949年5月份至10月份这段时间里，土匪组织渐趋严密，力量逐渐加强，活动日趋频繁，严重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
“7·19”捣米坑事件是天台解放后土匪活动的第一个高峰。
1949年7月，为了支援天台的剿匪斗争，上级决定发给天台一批武器装备，县委派县大队滕副大队长挑选出一个排共34人去宁海县向部队领来小炮3门、机枪6挺、步枪约90支、子弹2万余发。他们于7月18日从宁海出发，19日上午10时左右行经天台岭里乡的捣米坑地方时，遭到因内部预先告密而埋伏在该地的土匪王定锐、王式钦股的伏击，县中队被打死2人，伤数人，俘6人，武器装备全部被缴。股匪得此装备后，活动更加猖獗。新建立的苍山、街头、北山区区委（包括白鹤）等除南山区外均无法工作，只好暂时撤回城区，仅平桥区委书记张汝标依靠玉湖街民兵，坚持在玉湖街。
同年七八月前后这段时间，土匪四出活动，天台城事实上已几乎成为一座孤城。西有葛其潭、应老三占领街头及平桥周围各乡；东有王定锐、王式钦、周师濂活动；天新交界以及白鹤公路周围有梅竹松、邢金寿封锁交通；南有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括苍纵队指挥官徐庆祥部控制；北有周子军、徐子伦两股活动。全县50多个乡镇，人民武装只能控制10个乡镇。土匪一面巩固和扩大地盘，宣称自己是游击队，迷惑群众，一面到处活动，大肆杀人抢劫。
8月间，邢金寿率匪30余人至新昌县祥棠乡祥棠村进行抢掠烧杀，烧毁民房57间，抢去耕牛37头，棉被47条，蚊帐47顶，衣服300多套，银器70多件，敲破锅子120口，还将一名老妇人捆在屋柱上打得死去活来，以此为乐。
9月21日，邢金寿部30多人，在松关乡公路上截劫客车一辆，在抢劫财物过程中，当场打死旅客陈丽珍、陈玉如，年仅2岁的陈丽珍之妹也未能幸免，惨死在枪口之下。
仅仅抢劫还不够，土匪在抢劫的同时还加剧了对我人民政府的攻击。
7月22日，匪支队长陆佩华、叶良英与邢金寿一道率匪袭击了平桥区公所并一度占领区公所。
8月，郑学愚、葛唐志、邢金寿等匪首在后洋山召开会议，策划成立白鹤区署并试图联合攻打县城。同月，平桥区中队哗变，二班叛变投匪，一三班遣散回家。县大队出现内奸，企图组织叛乱投匪。
这是一个困难的时期，严峻的形势迫使当时的人民政府和人民武装采取各种措施，全力以赴，跟土匪斗智斗勇，以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二）
1949年8月，正规部队还未到达天台，县委、县人民政府一面向上级报告匪情，请求援助，一面领导有限力量的地方干部和地方武装用各种形式与匪特进行有效的斗争，取得一定成绩。
县委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研究部署了斗争的步骤和方法，提出了一套有效的斗争战术和方针。东北区及平镇一带的剿匪方针是：以剿匪结合宣传攻势，组织和发动群众武装自卫，力量的主体是武装起来的干部。斗争的方式是以人民武装控制区为依托向前发展，开展形势教育，用当时当地土匪的罪恶材料进行宣讲，在政治上争取得到群众的支持。召开匪属会议，宣传人民政府的政策以及国际国内形势。力求在这里打开缺口，瓦解土匪。与此同时，利用各种关系建立情报系统，了解匪特内部情况；明确和掌握打击目标，地方武装还有计划地逮捕了勾结匪特的乡保长，最大限度地切断匪特跟人民政府控制区内反动分子的联系。在匪特力量相对较强的情况下，确定武装干部和新成立的县大队的活动方式是在近匪区内活动，不向匪区内部进攻，建立增援制度，采取武工队的方式在夜间进入匪区，天明出来，积极争取主动，以攻为守。
这一阶段的武装剿匪次数很少，仅对街头的叶良英股发动过攻击，歼灭三四十人。剿匪的主要成绩是抑制匪特发展，巩固人民政权，宣传扩大共产党在广大群众心目中的影响，收集情报资料，摸清土匪行踪及内部情况，为配合即将到来的人民解放军185团顺利地开展剿匪战斗做准备工作。
（三）
1949年9月份之前，仅是地方武装跟股匪进行盘旋游击，只给匪以零星打击，不能成股聚歼，所以匪特非但没有被剿灭，部份地区反而有所发展。
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185团奉命驻防天台，标志着天台境内对匪特进行清剿的开始。剿匪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9月下旬至10月中旬，为军事清剿的起始阶段。把清剿的重点放在天台西区，目标直接对准葛其潭部下的两支最主要股匪，第五支队叶良英股和第七支队陆佩华股。对天台境内的其余各股匪则没有顾及，实行的是各个击破战术。经过半个月的出击作战，叶良英、陆佩华这两股土匪被打垮，叶、陆两匪首潜逃在外。
第二阶段，从10月13日开始至10月底，为全面清剿时期。一方面，对陆佩华、叶良英残匪的追剿仍在进行中；另一方面，人民武装力量的主要部队转向东区针对匪国防部青年救国团浙海义勇队台区纵队王定锐股以及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天台山总队王式钦、周师濂股。
这是活动最厉害的两股土匪，总计达800多人，一部分土匪沿苍山区公路线驻扎，组织严密，群众受其蒙骗较深，再加上周师濂是当时新委任的国民党县长，在政治宣传还未普遍展开的情况下，周师濂仍然是东区大部分群众心目中被认为是合法的县长。
在剿匪部队的攻击下，很快打垮沿公路线驻扎的大部分土匪，剩下的残匪逃往北区，跟原先驻扎在北区大同的匪部聚合。
面对这一情况，剿匪部队确定以大同为合击点，对股匪展开全面的军事围剿，匪首王定锐投降，其余土匪亦纷纷投降自新。至10月底止，军事进剿取得决定性胜利，大的股匪已不复存在。
第三阶段，从11月初开始至1950年3月止，为驻剿时期。根据军师党委的意见，组织了军队和地方的统一领导，由军队兼管地方。
军队兼管地方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地方工作，尽快剿灭残存的武装匪特，在军师党委和县委的领导下，组织了12个剿匪工作队（每队由8名武装政工干部、3名青年、1名南下干部、1名当地干部组成）分赴各乡。工作队与当地的武装干部相配合，一面收集匪特情报，实行追击清剿，一面组织和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反霸。武装民兵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建立并迅速发展起来。
民兵武装的发展，为大范围的驻剿增添力量。随着工作的深入，民兵在剿匪反霸斗争中逐步显现其特有的活力。站岗防匪，清查户口，奔袭匪部等，几乎所有的农村工作都有民兵参加。
苍山曾集合两个乡民兵150余人对东陈实行清查；藤桥、宁国、三益等乡曾数次集合民兵实行重点清剿。
派出武装工作队驻剿，给了匪特组织以毁灭性的打击。武装工作队一面剿匪，一面进行广泛深入的政治宣传，群众很快被发动起来。土匪失却了藏身之地，投降自新者比第二阶段多，一些顽匪逃往外地，自带炊具杂物藏匿林穴者亦不在少数。
此时，葛其潭、叶良英、陆佩华、周师濂等匪首出于无奈，只得组织一些顽固不化的土匪“化匪为民”，采用分散集中，集中分散的方法来对付驻剿，有时还采用假投降的形式保存力量，企图待机而动。
据不完全统计，第三阶段结束时，共歼匪1500多人。
（四）
185团在天台的清剿，还只打垮了匪特组织，并没有拔去根子。除王定锐投降自新外，其余重要匪首均没有抓获。
1950年3月底，185团奉命调防。天台境内的人民武装力量相对减弱，匪特的活动又开始回升。舟山的解放使得天台的匪特失却了凭依，他们不得不趁185团调防之际孤注一掷，作最后的挣扎。于是从5月份开始，被打败的散匪又开始集结。
周师濂利用其县长的头衔，通过原来的社会关系，吸引了一批国民党党员、三青团员和乡保长。同时，还利用一些自新土匪，在城关镇发展其组织，试图里应外合，暴动进城。葛其潭还开展了“一封信运动”，制造政治谣言，进行政治欺骗宣传，并多次与仙居的应老三取得联系，跟各股匪进行了紧密的合作。通过“一封信运动”，葛其潭争取到了好大一部分自新土匪，力量重又聚集。
6月12日，葛匪等袭击街头区公所，占领街头达3小时之久，这一事件形成了天台解放后土匪活动的第二个高峰。
参加这次袭击的匪首有葛其潭、叶良英、应老三、孔子一、陈丙尧、田得茂、张迷君等，来自仙居、磐安、东阳、天台四县，匪众达300余人。
12日晨，葛匪等占领街头后，一面进行蛊惑宣传，一面打开粮库，煽动群众抢粮。致使街头损失粮食65000余斤，税务所款子损失20万元，印花税纸70万元。村干部被抢40多户，其它被抢物资无法统计。
6月份前后，土匪采用集中分散，分散集中，大股袭击，小股扰乱等方式插入内地，勾结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在乡军官，企图建立外呼内应的活动形式。6月底，县大队12人护送编余人员赴临海学习，在反回途中至临海赤庙时，遭匪伏击，死6人，被缴步枪11支。
县委分析这一时期匪特猖獗的原因，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1、185团调防，天台人民武装力量相对空虚。
2、没有展开持久普遍的政治宣传，共产党政策还未在广大群众中深入人心，土匪赖以生存的基础没有铲除，这就导致了土匪组织的死灰复燃。
3、地方武装过份依赖部队剿匪，一旦军队撤离，就产生害怕情绪，变得手足无措，软弱无力，没有头绪。
对于这些问题，县委及时采取了措施。
（五）
1950年7月20日，县委召开了党政军联席会议，商讨剿匪反特事宜。会议彻底检讨过去剿匪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如党政不团结，军政不团结，相互埋怨扯皮以及一部分领导的畏缩保命思想。会议作出了以下决议：
1、组织县区剿匪治安委员会，以便统一领导和明确责任。
2、组织武工队，整顿现有民兵，发动群众，加强三位一体的武装活动。
3、划分清剿区，分别插入匪区，以打击匪之立脚点，坚决保护积极分子。
4、力争在10月底剿灭土匪。
会后，县委充分发挥现有武装的作用，组织力量进行长距离奔袭，有效地打击了土匪。
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军67师201团回师天台，这对正在为实现县党政军联席会议提出的10月底剿灭土匪任务的天台地方武装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县委在部队帮助下，对950名区乡干部和民兵积极分子进行短期训练，这对今后发动和武装群众以彻底肃清土匪有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保证剿匪部队的粮食供给，人民政府在街头、坦头、龙皇堂等地设立粮站。粮站的工作人员由一定数量的地方干部配合部队共同组成。
在部队到达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并没有立即开展军事进剿，而是忙于做准备工作。土匪得知这一情况后，预感到末日的来临，活动更加猖狂。仅8月份就杀害积极村干家属6人，伤1人，抓去20人。孔子一股在天仙磐交界处集结近千人，企图动员反清剿。大部分土匪已由集中分散、分散集中的活动方式转向完全分散插入内地杀害积极村干及摊派银洋。与此同时，他们还加剧了政治攻势，派匪特潜入内地，制造谣言，损害干群关系。
9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67师201团在地方干部和民兵的配合下，对土匪展开全面清剿。不到2个月时间，股匪便被基本打垮。11月份，天仙磐边境土匪指挥官叶良英被击毙，周师濂外逃。经过10、11、12三个月的追剿，土匪已失去了在天台生存的根基，仅有一些零星散匪，或外逃，或藏匿。
接着，干部、民兵、部队三位一体的搜索网又在全县张开，县委领导各剿匪区挨家挨户订立剿匪公约，群众一发现线索，马上报告，形成了全民皆兵的剿匪大军。这样，到1950年底，天台境内的土匪被全部肃清，原被抢去的小炮、机枪、步枪等全部回到人民手里。
（中共天台县委党史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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