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东新四军北撤后，四明（包括三北）、会稽地区，在刘清扬、马青等领导下，经历了隐蔽坚持的艰难岁月。解放战争开始后，逐步恢复了武装斗争，并成为整个浙东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力依托。台属游击根据地的开辟，是经历了一段艰苦创业的困难时期的。“铁流”部队从无到有建立起来，并能巩固下来，是很不容易的。如果没有“铁流”的创立与台属工委和各地党的工作，1948年8月我和张任伟带“机动”部队，到台属工作，就不可能这样顺利。我们从四明老区出发，紧张地穿过奉西土顽地区，在小万竹遭伏击，打了一仗，带着几个伤员行军，到达宁海和邵明的“铁流”部队会合后，如象到了自己家里，伤员得到及时安置，心里踏实了。此后几个月，“机动”、“灵活”、“铁流”几支部队，在台东、台西广阔的空隙地区活动，时分时合，打了不少胜仗，发动了群众，建立了地方武装与党、政、群组织。后来刘发清也从四明调来台属，加强了部队的指挥能力。11月22日马坑等战斗，打得很紧张，取得了很大胜利。接着，12月1日“灵活”部队打了澄潭镇，打得也很漂亮。这两仗对打开台属局面是很重要的。同志们说，这次在回山过年，是浙东新四军主力北撤之后第一次这样欢乐热闹，像是解放了的样子。
1948年8月，我们从四明地区南行时，当时上级指示的精神是要我们在蒋管区作长期艰苦斗争的打算。我想不起这个指示是从哪里来的，最近阅读《毛泽东选集》第4卷，在1948年3月20日中央《关于情况的通报》和1948年10月10日《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这两个文件中，都说要准备在5年左右的时间内（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也就是说，要到1951年7月才能取得全国的胜利。从1948年年中算起，我们还要在国民党地区打三年游击战争。我们当时在思想上是准备长期坚持敌后艰苦斗争的。1986年的座谈会上，许多同志都谈到了当年解放战争的全国形势。诸敏说得好：“没有正面战场这个大好形势，浙东敌后形势是很难熬的，斗争更会艰苦。”
我们当时的力量还很小，对战争全局所起的作用是很有限的。但中央却给予很大的期望与关怀。中央九月会议的通知中说：“党在国民党区域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成绩，……在南方几个大区域内（闽粤赣边区、湘粤赣边区、粤桂边区、桂滇边区、云南南部、皖浙赣边区和浙江东部、南部）建立了游击战争根据地，使这些地区游击部队发展到了3万余人。”今天读到这段话，心里还感到很温暖。1947年9月毛泽东同志为党内写的指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中提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们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顾春林介绍了当年“先遣纵队”的情况，最近看到谭启龙关于“先遣纵队”的回忆录才知道，中央还曾考虑过要粟司令带华野3个纵队先行渡江。今天重温这段历史，对上海局当时的急迫心情有了新的领会，它的几次指示，字里行间，总是要求我们加快发展速度，在打开台属局面之后，还要开辟闽浙赣老苏区根据地，创立小块解放区。还准备派张执一来浙东加强领导，成立浙东区党委。1982年4月我到杭州参加党史座谈会，离京前曾去看望了张执一，我问他为什么后来他没有来，他说，因为谭震林提出把浙东移交给华中局领导，既已组建了“先遣纵队”，准备到浙江、安徽、江西、福建更大规模开展游击战争，浙东的工作当然应该交给华中局与“先遣纵队”直接领导了。可惜我们的电台很久未能和上面接通，以致不能受到更及时、更具体的领导，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到1949年1月底，以空前伟大的胜利而告结束，大大加快了战斗的进程，原来估计5年左右打倒国民党，现在只要3年就可以了。但那时大军还在为横渡长江这一重大战役进行认真的准备，“和平谈判”还在进行，加之蒋介石“下野”后来到溪口，加强了周围地区的军事防卫。浙东地区敌强我弱的形势尚未改变，我们还决不能轻敌大意。丁友灿提到1948年12月31日我给邵明、王槐秋等几位同志的信中说：“今年初，四明、会稽武装的集结……到五支的会合……都搞得不十分好……这次部队的集合，在各种客观条件上是大为不同了，但……要做得好，取得应有的胜利，则还必须在具体实际问题上进行更好的研究与切实的准备。”这段话，正如友灿同志所说，是反映了我当时的心情。我想也反映了王起、发清、任伟、诸敏等同志的心情，因为我们都亲身经历了中村战斗的失利和上王岗的紧张战斗，特别是王起还经历了六横岛上的惨痛教训。丁友灿说，在那段时间，他一天要作3次汇报。吕少英说，有事无事，三天必须汇报1次。他们对敌情的监视，对新昌城内，天台城内的工作做得非常细致。大家真是小心翼翼之至。
上海局为了加速浙东主力游击队的建立，采取了很多措施。1947年6月即要张凡率浦东游击队50余人渡海到浙东来，因我们没有接应好，部队被敌人阻挡回去了，但留给我们很多弹药。事隔近一年，上海局又决定把“解总”和储贵彬的“自卫总队”一起拉到浙东来。为了吸取上次的教训，上海局派林枫到四明山坐镇，浙东专派张任伟到浦东帮助带队。他们经过周密的布置，克服了重重困难，从浦东渡海，经三北平原，过姚江，胜利到达四明山老区和四明部队会合了。当时大家真是高兴。现在想来，在浦东部队到达之前，临委理应对会合后的部队行动方针，对如何巩固四明老区，如何组织部队作外线出击，事先作好准备。特别要加强情报工作，加强对敌情的监视。应该考虑到，浦东部队离开家乡，又经长途行军，十分疲劳，必须采取各种措施，力求避免和敌人打硬仗，让他们有个休整时间。据现在党史办所编的大事记，浦东部队是5月18日到达四明山区会师的，浙保进攻，发生上王岗战斗是5月28日，这期间有10天时间，是应该有时间的。由于指挥员们指挥有方，全体同志英勇作战，上王岗战斗取得了很大胜利，扩大了政治影响，但消耗弹药太多，浦东部队刚刚到达就打了一整天的硬仗，影响部队的情绪，并造成四明地区一个时期的紧张被动局面。我个人，作为临委主要负责人，未能掌握好这个局面，是不能辞其咎的。把东海部队拉到台属地区，是又一次大的军事行动，临委应及时总结浦东部队南进，不间断的长途行军的成功经验，对东海部队的行动部署进行更仔细研究。东海部队在六横岛停留了几天，致遭敌人围歼，这个损失不是不可避免的，我个人也有一定责任。上王岗战斗后，临委匆忙决定要诸敏率队出击，时间紧促，任务艰巨，子弹、经费、地图等都很困难，我个人照顾不周，至今深感歉疚。可见，“回山会师”和解放天台、三门的行动，所以比较顺利，除了全国形势大好之外，也是前几次失误与损失的教训换取来的。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一原则一定不能忘记，不然，即使在形势更好时，还是会遭受不应有的损失的。
1949年4月2日，我们的电台和华东局接通之后，华东局指示：“目前你们不应过分强调统一集中，而应仍以进行分散的游击战为行动方针。注意保存干部和实力，注意应付敌人的严重扫荡，注意研究中央政策，训练干部，待与大军会师 。同时，应防止敌人有计划部署‘起义’到我阵营，并进行破坏。你们一切政策和军事行动计划不应从配合大军出发而应从本身实际情况出发。”领导这样爱护我们，深怕我们在会师之前吃大亏。这次回山集结的部队的数量，只占全部浙东各地区、各类武装的很小一部分，还不算过分集中。天台、三门两次战斗也还属于游击战争的性质，建立“二纵”这样一个指挥机构也是需要的，但从我个人当时的一些讲话看，“过分强调统一集中”这种思想上的片面性是存在的，在收到指示后才注意改正。
在1948年上半年，我们还派卜明到“路南”地区、张凡到“路西”地区加强领导，这虽不是部队的外线出击，却是加强开辟广阔的新地区的重要部署。卜明、应飞主要负责路南工委，张凡、蒋明达主要负责路西工委，因路途较远，他们主要是独立作战，临委给他们的照顾帮助很不够。但这也有利于发扬他们各自的战斗风格，各显神通，发展都很快，不久，路南、路西、四明、会稽、台属五块地区，已经连成一片。一个月中金萧支队大步西征，横扫浙西，到达皖南，在歙县与“皖浙总队”会师，浙西很大一部分地区也成为金萧支队和路西工委的工作区域，浙东与浙南、浙西、皖南完全打通了。两年多来浙东蒋管区的游击战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局面。当时离大军渡江还有两个月，和全国各地一样，这里也是一派革命高潮的景象。人民群众到处行动起来，挣脱地方反动统治。城市青年成群结队到我根据地参加干部学校。人们纷纷脱离国民党，转向共产党，来接洽投诚起义者应接不暇。我们已经意识到，长期革命战争的历史时期就要结束了。
40年过去了，40年的历史使人深深地体会到，我们长期为之奋斗，长期憧憬的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事业，共产党人的理想，共产主义的实现，确确实实比革命战争，比夺取政权，更是一次艰难复杂的新长征。（这是顾德欢同志1988年11月在新昌回山会师座谈会后给新昌县委党史办的回忆材料 题目是编者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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