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继续在南山活动，已经有了几支枪。在新昌暖谷山缴了张道南几支枪以后，又在里南山缴了乡公所的枪枝。于是，开始了少数武工队的武装活动。到四、五月间，邵明自台东来信，通知我到临海大石开会。我带了一只火腿和一条红金牌香烟，到了大石，参加台属工委第一次会议。与会者除邵明、许桦和我以外，刘清扬也参加了。会后，许桦、刘清扬先离去，先后被捕。后来，又增补王槐秋、詹步行（又叫老纪）为工委委员。所以当时称我们为“邵、王、丁、纪”。
从1946年胡守坑事件发生到1947年上半年，这段时间嵊东地方工作正处于停顿状态。反动派疯狂清乡，白色恐怖笼罩当地。邵明在新北活动也比较困难，而我们因为目标暴露，也无法在当地立足。我在南山活动，开源虽被特务注目，但仍可经常取得联系。直到1947年底开源缴枪为止，才改变了过去的困难情况。
1947年12月23日，即开源缴枪的第二天，会稽山周芝山部将缴获的轻机枪和其他武器送到俞家屋，随后马青、张任伟也到了，我们一起于24日从当地出发，由地下党员袁培荣、钱松初、钱春泉、刘福根等背上枪枝弹药，到城郊曹家洋宿营，次日送往四明山。1948年在嵊新奉边缘地区某地过春节，正月初，即阳历2月初，在青岩村与浙保打了一仗。经查明，操纵火炮的是高山人，此人为虎作伥，以后被我们镇压。
青岩战斗以后，党通知王超回四明山，成立嵊新奉工委，我任书记，委员为黄连、张扬，后增补了方初、王超。
不久，我去四明参加四明工委第一次会议被围，参加会议的有陈布衣、朱之光我四人，那时在梁弄附近山上的一个草棚里开会的，警卫虽说有一个排，但人数不多，其时高山积雪未融。会议从后半夜开始，却遭到了敌人的袭击，将我们四面包围。枪声一响，警卫排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所怔，情况危急，我主张分路突围，但地形不熟，同志们认为就地隐蔽为妥，大家都将文件埋入雪地，身钻进柴蓬，一旦被敌人发觉就豁出去跟他们拼了。敌人到处搜山搜村，只听得捕人、捉鸡、抢东西的一片哭叫喧嚷之声。我们终于未被发现——这也证明敌人的胆怯。
敌人退了，白天来到。会议不再进行，我又回到嵊新奉地区。
3 月的一天，我们又在里东闹水村被敌人四面包围。当时，我们嵊新奉县工委在闹水村附近一个山村开会，参加会议的有黄连、张扬（女）和我三人，这时方初已经有一支小部队，跟在一起。会议正在进行，突然发现村子四面的制高点已有敌人。汪元丹担任隐蔽员，发现敌人立即开枪告警，大家分散突围，我跟不上同志，坐下喘息片刻，见张扬同志也向我处走来，我们躲进刺蓬窝，忽然敌人高声喊道：“这里有两个人！快来捉吧！”我吃了一惊，敌人发觉了我们，真是九死一生，准备打倒几个敌人，同归于尽，决不当俘虏。可是，情况并不如所料，原来敌人 虚张声势，只是胡乱吓唬一阵，并没有发现我们。
敌人撤回，方初同志在山岗上呼喊，找寻我们，重又集合，我们并无伤亡。当时横岭墩群众在附近山头上“观战”，看得清楚，见我们又出来了，都说：“丁友灿这次不死，共产党会成大事！”话虽然说得唐突，却反映了人心向背的问题。
闹水突围以后，5月，张扬调去会稽山地区工作；潘月英随我们行动，为的是要把她调到新昌家乡开展工作。潘月英是新昌下潘人，原是上海绸厂工人，地下党员。
1948年春夏两季，国民党顽固派对四明山区加紧“清剿”。敌强我弱，形势不利。5月29日，浙东临委决定：派一支部队，就是坚强部队加一个突击队，由诸敏同志率领，向西挺进会稽山区。6月16日，诸敏来到嵊东，与我会合。18日，在高山镇压了特务。19日，在夹山鲍家庄宿营。20日，由于我们行踪被敌发觉，倾巢来犯，我部东、南、北三面被围，西滨娥江，敌人想把我们歼灭在江边，形势对我们极为不利。我们就决定白天行动，大踏步地沿江而上，到了三界镇的对江，侦得敌人已全部从三界出发，守备空虚，就一鼓作气，涉水冲过剡江，一举占领三界，焚毁车站，消灭警所。三界地处交通要道，不便久留，挥戈西指，经前岩、盛村，在上洋岭与会稽山周芝山同志会师。其时，敌跟踪来犯，在上洋岭遭我部伏击，败去。再到北山苦竹溪，敌人闻风而逃。
诸敏部与会稽山部队协同配合作战，连战皆捷，声威大振。于是，我们经嵊西，转移至嵊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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