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进行当中，有人送进一份电报。总书记陈独秀阅过后，面有异色。这是经上海苏俄领事馆转来的中央北方区委密电。电文很简短：“工人领袖李慰农同志于青岛英勇就义！”于是，追悼烈士，成了会议的临时议程。会上，旅欧支部和北方区委的同志介绍了慰农的一些情况……
一九二五年春，青岛的工人阶级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罢工运动，以反抗日本厂主和国内反动派的残酷统治和压榨;而地方当局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下，磨刀霍霍，正准备镇压工人的罢工。正在这关键时刻，刚刚从法国回国不久的李慰农被派往山东。他一到济南，连食宿还未安排妥当，就在华家井山东地委机关里给同志们上政治课了。他平易近人、工作第一的作风，给大家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为了加强青岛党组织的领导，李慰农于一九二五年四月从济南来到青岛，化名王伦，住在工人最稠密的地区——四方村。首先，他在四方机厂西公司工人宿舍建立起党支部，并整顿和加强了工会组织。在他的组织下，水道局及四方机厂的工运工作以及社会联络活动，分工明确，有条不紊。党的支干会、党员大会召开的很及时。同志们每次向他汇报各厂工运工作，他总要询问党员的培养和发展情况，而且对每个发展对象亲自审查了解和进行党的基本知识以及民族气节的教育。
李慰农在注意发挥党员和党组织的作用的同时，又通过工会，把工友们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他亲自向先进工人推荐《向导》周报、《中国工人》及《新青年》等书刊。虽然当时环境恶劣，但他总是坚持深入到工人当中去。文盲较普遍，于是，他决定在产业工人较集中的地方创办工人夜校。四方支部以水道局工友的“同乐会”为基础，建立了水道局工人俱乐部，置办了黑 板、课桌，在沧口以东也创办了一所工人夜校。李慰农利用几所夜校向如饥似渴的工人群众宣传党的政策。他善于演讲，常常用通俗的小故事阐明革命的大道理。我记得，他对一些不甚懂得罢工意义的工人，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从前，深山里有只猛兽，经常出来伤人。开始，人心不齐，见了他就各自逃命;后来，人们觉悟了，纷纷组织起来，操起棍棒上山，同猛兽搏斗，猛兽被打死，人们得到了安宁。
李慰农告诉工友们，日本帝国主义、军阀正是这种猛兽，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就能将他打倒。工友们听了以后很受启发。
一九二五年五月中旬，我受北方区委的委托，到青岛了解工运情况。在与李慰农的接触中，他的组织才能很使我赞佩。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常去他的住处。他们之间的关系，既是同志，又象兄弟。满手硬茧的铁匠、油匠、木匠与这位能诗善文的知识分子没有半点隔阂。
李慰农的生活十分俭朴，甚至低于一般工友的生活水平。山东地委每月给他十四元的生活补贴，但他省下大半转贴给生活困难的同志。大家见他孑然一身，栖居四方村野工棚，都争着照顾他的食宿和安全。因为李慰农安徽口音浓，工友们不让他外出吃饭，主动将饭菜送到他的住处。慰农去夜校讲课，工友们争着与他作伴——保护着他。我还听工人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下着毛毛细雨，一工人党员（四方机厂的丁子明）去水道局执行任务，为了赶回四方机厂上班，水道局工友主动借给他一辆自行车骑。在回来的路上碰见李慰农，慰农瞅着那辆溅满泥水的自行车，和蔼地说：“这是你的自行车吗?”丁子明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水道局的同志们怕我回来晚了误了上班，硬要错给我骑。” 慰农听了后，一面帮助他擦车子上的泥水，一面意味深长地对他说：“工友们借车子给我们骑，说明工友们对我们信任和支持。但作为一个党员应该想得多一些，看得远一些，处处要为别人着想。工友们都很辛苦，拖家带口的买辆车子不容易，莫弄坏了。我们以后出去工作是不是可抓紧时间早一点走，尽量不借工友的车子呢?” 丁子明听了很受感动。他联想到李慰农外出工作都是掐算着时间，提前步行，一般不花钱乘车。觉得慰农对问题 看得远、想得周到。因此，他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慰农的批评。
我在青岛时，纱厂工人正在酝酿罢工。当时青岛有七大纱厂，除华新纱厂是民族资本家开办的以外，内外棉、大康、隆兴、宝来、富士、钟渊等六家纱厂都是日本人开办的。纱厂工人每天十二小时的劳动，工资只有二三角钱。最可恨的是日本监工。他们横行霸道，肆无忌惮地虐待工人。工友们被辱骂为:“中国奴”，并经常遭受毒打。纱厂的几万名工人在胶济路大罢工中，目睹了红色工会的巨大威力，都想组织起来和日本资本家大干一场，出出心中这口闷气。大康纱厂的工友们在党的领导下，首先秘密组织了工会，不幸会员名单落于日本厂主之手。日本厂主大为震怒，他们进行逮捕拷打工人代表。而对日本人的残酷镇压，工友们不畏强暴奋起抵抗，提前停车收工，向日本广主提出强烈抗议和要求释放被捕工人代表等。
日本厂主对工人们的正当要求，不仅置之不理，反而扬言要给予武力镇压。这时，在李慰农领导下，大康纱厂四千余名工人召开了紧急会议，印发了《青岛大康纱厂全体工人泣告书》。同时成立了罢工指导委员会，并提出了十六条复工条件。
日本厂主再一次拒绝了工友们的合理要求。四月十九日，大康纱厂罢工委员会一声令下，全厂开始了罢工。为了声援大康纱厂的罢工。慰农派人串联其他各厂行动起来，给日本厂主施加压力。四月二十三日，内外棉纱厂工人首先起而响应，四月二十四日，隆兴纱厂工人随之罢工声援。东镇、沧口的一些纱厂、丝厂的工人或罢工或怠工也积极支援。日本资本家十分恐慌，便勾结反动当局进行镇压。四月二十五日，日本驻中国公使芳泽要求北洋军阀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全力镇压工潮。
《青岛公民报》主笔胡信之先生是一位爱国人士，曾反对阶级斗争的学说，是倾向资产阶级右翼政见的国家主义派，幻想“舆论”救国。在慰农同志的帮助下，他的思想有所转变，表示愿为各革命阶级的联合反帝爱国斗争做出贡献。他感谢共产党对他的信赖，他用手中的笔与反动派展开了英勇斗争。慰农为了向工友们宣传马克思主义，把《共产党宣言》的油印本交托胡先生，胡先生毅然在《青岛公民报》上连续刊载，在青岛工人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给正在坚持罢工的工人们增添了巨大的力量。胡先生还在《青岛公民报》上开辟《工潮专载》，报道罢工的胜利消息和共产党的正确主张。
日本厂主看到镇压不成，又采取收买利诱，分化瓦解的诡计：“凡在罢工期间内照常上工者，每日加工资六成，在工潮开始后上工者加赏八成，风潮将息上工者，永久增加工资四成” 。工人们看穿了日本资本家的阴险企图，没有人上他们的当，反而团结得更加紧了。由于慰农同志的坚强领导和严密的组织，青岛市各界人民都对日纱厂罢工工人以积极支援。胶济铁路工会一马当先，各校学生随即跟上，青岛的工潮很快影响到全国。上海日本纱厂的工人也联合发表宣言，支援青岛日纱厂工人提出的正义要求。这时，我也为全国铁路总工会起草了宣言，号召铁路工友以实力相助。
以大康纱厂工人为首的罢工，经过二十二天的艰苦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迫使日本厂主答应了“改善工人待遇”、“抚恤受伤工人、不殴打及辱骂工人”等九项复工条件。
李慰农清楚认识到，青岛纱厂第一次罢工取得的初步胜利只是暂时的，日本资本家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果然，复工后，日本厂主不但不履行条件，反而打伤工人，并勾结地方官府强行摘去大康纱厂工会的牌子。在张牙舞爪的敌人面前，工人们并没有屈服。五月二十五日，四方三家日商纱厂(大康、内外棉、隆兴)的工人接到慰农同志的罢工命令后，立即全部关车，第二次进行了联合大罢工。工人们激愤地说：“工会是我们的命根子，摘掉工会牌子，就是要我们的命!不还我们的工会牌子决不开工！”
五月二十七日，日本驻中国公使芳泽约见北洋政府外交总长，要求急派在济南的山东督办张宗昌的军队，前往青岛“保护日本纱厂”，并威胁：“如果中国不能取缔不法之暴动，则日本出于自卫手段，实属势所当然。”五月二十八日，日本从旅顺调“樱”、“桦”两军舰去青岛，向中国人民示威。慑于日本的压力，奉系军阀张宗昌给胶澳督办温树德下达了屠杀青岛工人的命令：“地方官宪维持治安的权力，有必要即可开枪” 。
五月二十九日拂晓，温树德调动军警两千余人包围了四方三家日本纱厂和工人宿舍，对罢工工人进行了血腥的屠杀。结果，死难八人，十七人受重伤，七十五人被捕，三千多人被押送原籍。
“青岛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万恶的英、日帝国主义又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青沪惨案发生后，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反帝爱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李慰农根据党中央新的斗争策略，号召和组织各界人民结成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成立了胶济铁路总工会“沪青惨案后援会”，并以四方机厂工会为中心，将一批工人积极分子组成宣传队，先后在青岛、高密、坊子、张店、济南等地，揭露沪青惨案的真相，控诉英、日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杀害中国人民的罪行。
李慰农根据当时斗争形势的发展，组织了“上海事件后援会”，发表了四项反帝救国的决议:一、誓死援助上海工商学各界;二、对英日实行经济绝交；三、为促进同胞的觉醒，召开国民大会；四、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
四项决议得到了青岛市各界人民的拥护。全市的学生为实现四项决议举行罢课，其他各行各业相继举行罢工、怠工或其他形式的支援。六月三十日，慰农同志又组织举行了有三十多个团体参加的追悼青沪粤汉各处死难烈士大会。山东党组织在青岛、济南、胶济路沿线各重镇及广大农村，深入地进行了反帝斗争的宣传，广泛开展了募捐活动。不久，李慰农又在四方成立了“青岛市外交促进会” 。七月六日，青岛工界联合会(即青岛市总工会)也在反帝斗争的怒潮中庄严诞生。
七月二十五日，山东督办张宗昌来到青岛。日本驻青领事，日本厂主及青岛的大商业资本家以三十万元之巨款贿赂张宗昌，谋求镇压罢工和杀害慰农、胡信之，扑灭沪青惨案后的反帝斗争怒火。沪青惨案后援会的负责人傅书堂，发现敌警活动异常，迅速向李慰农汇报。慰农早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他嘱咐傅书堂同志：“不用考虑我，目前，刻不容缓的是警惕起来，保卫工会”。
由于事态危急，七月二十六日夜，李慰农在小鲍岛秘密召开会议，听取有关情况的汇报，布置了应付事变的对策。这天夜晚，便衣军警已将下四方村河西沿一带严密包围，挨门挨户搜索捕人。李慰农会后在回家途中，发现情况异常。这时，他如躲避，还是来得及的。但他想到家中尚有大宗党的机密文件，需要去妥善处理。因此，他毫不犹豫地回到家中，首先推倒方桌将门顶住，按着将机密文件付之一炬。
敌警发现窗口透出火光，便破门而入。慰农屹立不动，对敌人投以冷笑。敌警官急令扑火抢取正在燃烧中的文件，但已经晚了。敌人搜遍慰农的住处，却一无所获。
李慰农被捕后，敌人用重镣重铐把他投入军法处暗牢。据传出来的消息说，慰农情知一死，但毫无惧色，在牢房中独自吟诗。
敌人不死心，妄想从慰农的口中捞取什么东西。敌军法处长袁某在审讯时说：“你可知道荒了日本人的买卖，张督办是不会答应的。我袁某倒是器重李先生，请讲出先生来青岛何干?”李慰农正气凛然地说：“青岛是中国的青岛，乃山东之咽喉。我将和青岛人民同心协力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敌处长凶相毕露地说：“你能把青岛闹得天翻地覆，我就能叫你身首异处。今天看你长了几个脑袋！”慰农厉声说：“人头只有一颗，但革命党人斩而不尽，杀而不绝。”敌处长又问:“你在青岛的同党还有谁?”慰农听了这样的话朗朗大笑：“这是我党的机密，请勿再问，但我可以奉告，青岛工人全是我的同党”。
凶残的敌人对李慰农施以种种酷刑。他的臀部肌肉已被打脱，但他仍屹立在刑具前，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七月二十九日深夜，同志们正在西镇天桥附近的铁路职工宿舍研究如何营救慰农时，忽然凄厉刺耳的警车笛声传来，刑车轧轧开过。就在这天深夜，李慰农被敌人绑赴团岛英勇就义。同时遇难的还有《青岛公民报》主笔胡信之先生。这血海深仇，青岛人民将永远不忘。
一九二五年八月，中共中央执委会作出一项决定。大意是：全国总工会，全国铁路总工会，立即收集李慰农同志的事迹，刊登他的材料，进一步推动全国反帝运动。
记得慰农比我大一岁，生于一八九五年，安徽巢县人，留学法、俄两国，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平。我去青岛时，曾和他共眠一榻。慰农曾用法语轻轻咏唱《国际歌》。夜长语多，理想相通……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当时的情景犹在眼前。我在济南、青岛与慰农交往中，曾不断地谈到文学、历史，他的修养使我深深敬佩。他擅长律诗、绝句，立意豁达，出语伟岸，声韵齐整。
我们之间赠答的诗句相当之多，可惜大都在颠沛之中被敌人搜掠尽净。这里谨恭录慰农同志两首遗诗如下：《游采石乘轮出发》
浩浩长江天际流，
风吹乐奏送行舟。
问谁敢击中流楫?
舍却吾侪孰与俦!
《登太白楼》
此地楼何造? 名沉太白愁。
高风轻势力， 大节傲王侯。
一醉长江水， 千秋采石头。
翠罗空怅望， 把酒且邀游。
这是慰农同志在芜湖求学时的诗作。“问谁敢击中流楫?舍却吾侪孰与俦!”我奉劝敬重慰农事业的同志，以此当作座右铭吧。
一九二五年，李慰农响应祖国召唤，从苏联回到分别五年的祖国后，并没有回家探望久别的父母和新婚不久就分别的妻子，而是根据党中央的安排，从上海率直北上，直抵山东，谁知他过其门而不入，此后再没能见到自己的家乡和家乡的亲人啊！……
黄海帅旗李慰农，沉雄远略兼雍容。
山东革命勋名懋，不废江河一代宗。
慰农同志啊，这是我写于一九二五年秋天的句子，请允许我奉献给今天的祖国和人民吧。
（周庆本、王晓凡根据罗章龙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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