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到青岛去,是在一九二五年二月四方机厂工人罢工胜利之后。
一九二五年二月，胶济铁路发生潍河桥被火车压塌的事件，国民党交通部将胶济铁路局局长赵德三撤职查办，派阚泽和朱廷琪接任。赵德三不服，唆使亲信职工全线停车罢工,提出“驱阐赶朱”、“鲁人治鲁”的口号,胶济铁路南、北派开展斗争。
四方机厂党的组织就利用铁路当局内部的予盾,由工会领导,发动一次全厂罢工,罢工持续了九天,取得了胜利。这次罢工教育鼓舞了广大群众,使他们看到了工会的力量,因此全厂一千四百多工人差不多都参加了工会组织,同时酝酿成铁路总工会。
四方机厂这次罢工主要领导人是邓恩铭，另外还有傅书堂、丁子明、纪子瑞、伦克忠等人。
那时,山东地方委员会派王元昌和我到四方去，一是去庆祝这次罢工的胜利,筹备胶济铁路总工会。当时我在胶济铁路济南机务段当秘书,我是代表济南工会去的。
我们到青岛四方接头的地点是“会仙居”饭馆和四方小学,接头人是郭恒祥。“会仙居”饭馆设在四方,是郭恒祥几个人开的。郭原在四方机厂工作,因组织领导工人罢工,于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和郭学濂、姜辑五、张吉祥一起被开除。他们被开除以后,就用“圣诞会”的经费，开了一个小饭馆，叫“会仙居”,作为党的一个联络点，掩护党的工作。
胶济铁路总工会成立以后,下设高密、青岛、张店、坊子、济南等五个分会。王元昌担任胶济铁路总工会的秘书。
二
第二次去青岛是在一九二五年春大康 (现国棉一厂)、内外棉(也叫银月,现国棉二厂)、隆兴 (现国棉三厂) 三个日本纱厂大罢工期间,是去支援那次大罢工的。当时我就住在隆兴纱厂的工人宿舍里。
一九二五年四月,大康纱厂的一批具有爱国思想的练习生,受到胶济铁路工人组织工会的影响,也暗中联络组织工会,以反抗日本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组织工会的事,被资本家发现了,他们没收了工会的名册,开除工人,逮捕了几个创办工会的工人,因而激起广大工人的愤怒。于是,在四月十九日爆发了罢工。后来,内外棉和隆兴两个纱厂工人也和大康一致罢工。这次罢工持续了二十二天。在罢工期间,上海总工会派张佐臣和江元清两同志来青岛,支持青岛纱厂工人罢工斗争。五月九日,日本资本家被迫在工人要求的条件上签字,罢工取得了胜利。领导这次罢工的是大康纱厂的司铭章、苏美一、李镜泉等。
三
复工以后,资本家不但不履行诺言，反而收买军阀官厅继续压迫工人，封闭工会。五月二十八日深夜,胶澳督办温树德调动大批陆军、海军陆战队和保安队包围了四方三个纱厂,对工人进行屠杀,造成震动全国的“五.二九”大惨案。
青岛“五.二九”惨案发生之后的第二天,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沪青惨案的发生,激起了全国工人阶级和全世人民的愤怒,纷纷起来声援。青岛胶济铁路总工会也组织了“青沪及粤案后援会”声援纱厂工人斗争。
在青沪惨案相继发生后,山东地方工作委员会又派李慰农(化名王伦)去参加领导青岛的工人斗争。李慰农同志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在法国入党。一九二五年春由苏联回国,中央派他来山东地方委员会工作。
就在这时(大概在七月下旬)，山东地方委员会又派当时山东地方工作委员会的书记尹宽和李春荣同志及我去青岛,发动青岛纱厂的罢工斗争。这是我第三次去青岛。由于日本资本家收买当时山东和青岛的统治者,对于纱厂工人罢工的戒备很严，再加“五.二九”惨案的余悸未消,这次纱厂二人的罢工未能发动起来。
日本资本家勾结收买当地军阀制造了“五.二九”惨案后,并不罢休,继续对罢工工人进行残酷的镇压。七月二十五日,军阀张宗昌到了青岛,策划进行更大的一次屠杀。七月二十七日就逮捕了李慰农同志。第二天,我和李春荣从沧口的阎家山水源地小学回到四方找李慰农同志汇报请示。当我们走到四方机厂附近的时候,发现沪青惨案后援会被封闭。接着又到李慰农的住处,不远处就看到院子里有一个警察在那里寻找什么东西,我们就感到事情不妙。于是,我们迅速离开那里,并且当我绕道走时,却被东镇警察所的警察逮捕。在东镇警察局审问我两次,因为他们没拿到我的一点证据，另外那个审问我的警官是我一个同学的叔父，因此只扣押我两天,取保释放，把我赶出青岛。在我被押送东镇警察署两三个小时后，李慰农同志被押送到大鲍岛青岛警察总署。七月二十七日,李慰农同志遭逮捕,为工人说话的《青岛公民报》记者胡信之也遭逮捕,他们二人在二十九日没有宣布罪状就被杀害,壮烈牺牲了。同时被捕和被通缉的工人、学生百余人。青岛变成了恐怖世界。
我被逐出青岛后,先到高密傅书堂家里暂住,然后又转回济南。
四
约在一九二六年秋天,我第四次到青岛,当时青岛支联的书记是王星五同志。夏末秋初,王星五同志被捕。山东地方委员会即派我为支联书记。那时青岛约有党员四、五十人,现在记得名字的有陈文其、徐子兴、王景瑞、李西山、解开业、贾德田、李兆歧(李家棋)等。当时，四方机厂、大康纱厂、隆兴纱厂、钟渊纱厂、铃木丝厂、邮政局、电灯公司、青岛机务段、东镇小学等工厂、学校都有党组织。在郊区的浮山后、石老人、阎家山小学、城阳也有党的组织。
一九二九年春天,我第五次来青岛，当时是为了躲避王用章(王天生)、王复元兄弟二人叛变后的搜捕,而来到青岛的。这次来青岛后，天天躲藏在房子里不能出门，所以没有什么活动。三月底,我在青岛也不能立足,党遂决定我随顾作霖去上海。
(作者：刘子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国家劳动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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