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7月，我17虚岁时，考入青岛私立胶澳中学读书。当时这所学校是国民党人办的（教务长刘次箫就是国民党员，日本留学生）。学校中老教育界人士多，教学质量比较好。这里靠近八大关，面临海滨，风景优美，空气颇好。我学习用功，成绩均在80分以上（数学90分以上）。我担任了两期学生班长。那时年轻好胜，看不惯的事，就打抱不平。如一次英文考试，英语老师事先将考题偷送给一位学生，这学生平时学习很差，这次竟考了百分。大家议论不休，说他偷了考题，要求学校开除他。这人来找我，恳求地说：“饶了我吧，考题不是我偷的，是高老师送给我的。”我问：“你说的当真？”他说：“真的”。我说：“如果是老师送给你的，不应该开除你，如果是你偷的，就应开除你，你敢当高老师的面说吗？”他发誓敢说。我说：“你说话算话，不能改嘴。”于是我去找教务长刘次萧，我问他：“如果老师偷送给学生考题如何办？”他说：“如果老师干的，不能当老师了。”我说：“那位学生说了，考题是高老师送的。”刘教务长傻了眼。后来经过三头对案，高老师很狼狈，承认了错误，辞职了。有的教师对我说：“你干的对啊！”这一下子我出了点小名声。不久学校成立学生会，我被选为委员。同班同学丁理煜（日照人），我们俩平时就要好，合得来，这下对我更好了。他拿来一本《共产党宣言》给我看。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马克思著作，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丁君羊的堂弟）。
那时青岛，除青岛大学外，都是中学。职业学校的学生很活跃，讲话新名词多。他们常来我们胶澳中学找同学。有一位学生林一光，爱讲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政治压迫、经济剥削等等，并加以解释，我听了感到很新鲜。1925年春，职业学校、立宪中学、胶澳中学的学生组织“新学生社”（这是党的外围组织），丁理煜同我参加了。有20几位学生参加“新学生社”。我们还照了一张像，我坐在第一排右边。“新学生社”开会时，有主持人，有讲话的（可能他们是党团员）。讲学习，也讲政治等。通过“新学生社”的活动，使我了解了不少事情。开始一边读书，一边面向社会。
1925年2月，青岛铁路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四方机厂工人罢工的胜利。这下子影响到几个日本纱厂，如大康、银月、隆兴等，纱厂工人也举行了20多天的罢工。日本资本家口头答应了要求，但工人复工后，不仅不认账，反而勾结军阀张宗昌的军队（当时青岛有一个旅部）包围了3家工厂，对工人进行屠杀，造成了震动全国的“五·二九”惨案。当时青岛各界都行动起来了，声援工人。当然主要是工人、学生挑着干。各学校成立学生联合会，我是胶澳中学的学生代表，参加了学生联合会，为委员（1983年冬山东省共青团委邮来《山东青运史》第一辑，上面有一张照片，我一看就认出了，这是五卅运动时，青岛大学的一位学生，也在学生联合会，因为他戴眼镜，工作很积极，给我的印象很深。再一看下面的字，这才知道，原来这位同学就是敬爱的罗荣桓）。各界成立了青岛惨案后援会，声援工人。紧接着传来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这样青岛后援会就改为青沪惨案后援会，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从而掀起了反帝斗争的高潮。游行示威中散发的传单是“新学生社”写的，内容比较系统、尖锐，有革命性。学生联合会开会讨论时，有争议，最后还是通过了。大游行之后，我们胶澳中学还组织学生上街演讲，打着小旗，按演讲提纲，对群众宣传。组织学生上街，清查商店日货，禁止出售。上街捐款，有捐戒指、手镯，大部分人是捐钞票，将这些东西和钱统一交到后援会。
以青沪惨案后援会的名义，我同一位姓刘的（名字忘了）青岛中学的学生（益都人），去益都和济南宣传联系，发动两地声援青沪工人。我们到了益都，由十中、第四师范学校牵头召开大会，我们讲了话。主要是讲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灭亡中国的廿一条。声讨日本资本家勾结反动军警屠杀工人罪行，声讨英帝国主义屠杀上海工人的罪行，要求各界声援青沪工人等。我们在济南由教育会召开会议，有各界人士参加。我认识的一中潘泽远是学生联合会的，也出席了会议。我们在会上讲了青岛“五·二九”惨案和上海五卅惨案的实质，要求济南各界援助青沪工人，还回答了记者的询问。我们的宣传得到了两地各界人士尤其是学生的欢迎，同时也使我们受到了教育。
这时在青岛，军阀张宗昌在其主子日本帝国主义的指使下，杀害了党组织负责人李慰农和进步记者胡信之等，实行白色恐怖。有人劝我不宜回青岛胶澳中学读书了，我认为也对。于是我回到了家乡夏津县，并写信给胶澳中学要求转学校读书，学校给我邮来了转学证。
1926年2月，我到了济南，考上济南私立正谊中学，插班读书。
在青岛的一年，是令人难以忘怀的。第一次读到马克思著作，受到马克思主义教育；参加党的外围组织“新学生社”，开始面向社会；参加“五卅”运动，受到教育和锻炼。这些活动是我参加革命工作的起点。
（刘骅于1984年6月访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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