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的时代，是封建反动统治、军阀混战、白色恐怖的黑暗时代，中华民族灾难深重，饱经内忧外患，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但这个时代又是激发人们爱国热忱，促进人们思想觉醒、投身于革命的时代。
1933年，正值我和周浩然在追求革命人生理想和探索文学新思想之时，一天早晨，《青岛民报》》社一位地下党同志匆匆跑来通知我，叫我晚上10点钟以后不要出门，并且让我告诉周浩然一定赶到我这里。他没有做任何解释，说完就走了。我一想这准是有重要事情，就赶快设法通知了周浩然。这时我公开的社会职务是《青岛民报》副刊主编。晚上，下着蒙蒙细雨，夜色灰暗，路灯黯淡，大街小巷又是那么滑。可是就在10点过5分时刻，出乎我的意料，报社那位同志竟陪着两位陌生来客轻轻走进我这间僻静幽暗的小屋子里。经过介绍，我才知道这两位来客一位是地下党市委宣传委员、剧联党的书记俞启威，一位是市委青年委员、左联党的书记乔天华。报社那位同志介绍完了说了一声他到楼下嘹望着，有情况上来告诉我们。我们开始了谈话。俞启威和乔天华详细了解了我和周浩然的工作和学校情况，问了问我们对当前国际和国内形势的认识，对如何开展文学工作的意见。然后，他们简单地介绍了目前开展对敌斗争的情况，并决定吸收我们参加左联。我们对这次谈话感到非常高兴，周浩然好像已深思熟虑，他按撩不住激动的情绪，立刻表示：这次谈话是我们迈向革命人生的第一步，也是决定我们前途的最有意义的第一步，但路还很遥远，我们一定坚定地走下去。周浩然的话，不但表示他自己的决心，对我也是很大的鼓舞，使我立刻联想到在这之前我已向党提出参加党组织的要求，组织上正在解决之中，现在我们一起走上了左翼文艺运动的队列，不能不使我表示愿意接受革命的考验，和周浩然一同前进。我们把俞启威和乔天华送下楼去，冒着淅沥的夜雨，沿着一条没有路灯的漆黑的小街悄悄走着，4个人虽然默默无语，但四颗跃动的心仿佛在暗暗互通着友谊的深情。与他们握别后，我没有叫周浩然回校，因为路太远，又怕遇到意外情况，就留他回到报社和我挤在一个小床上。夜里，睡梦已离我们很遥远，我们翻着身，彼此都在想着什么……。黑暗的夜越来越深，而我们的精神却越来越清醒，越来越旺盛。周浩然忽然爬了起来，他伸手握紧我的手脖，从他不安的细语中透露了殷切的希望：战斗就在面前，但当务之急必须武装我们的头脑，这就要赶快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革命知识。我完全同意他的建议，在当前反帝反封建的激烈斗争中，是要把学习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人生哲学的重要一课。
我很快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了党组织，正好市委有一负责同志去上海开会，他要我马上找一个既秘密又可靠的通信地址交给他，准备设法给我们寄学习资料。果然不久，从上海寄来两个邮包，通过早已联系好的在一家外国洋行工作的革命同志，设法避开国民党当局的检查，把邮包顺利地转到我们手里。周浩然打开一看，是一批马克思主义书籍，他欣喜若狂，一本一本翻看，其中有《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政治经济学》、《两个策略》、《职工运动》、《哲学概论》、《社会主义史》、《唯物史观概要》、《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艺术与社会生活》、《红旗》等。我们赶快把这些书从报社转移到一位同志家，隐藏在她卧室顶棚角落里。我和周浩然即着手组织读书会和时事座谈会，结合当前形势和工作需要在左联内部和各文学小组开展各种活动。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帝国主义反共卖国、残酷镇压人民，在文化上实行恐怖政策，压迫剥夺言论出版自由，封闭书店，禁止进步书刊发行，并逮捕关押文化人。一向被全国文艺界和广大读者所敬仰的五四时期著名老作家茅盾和王统照，当他们那两部震动文坛、风靡全国的长篇巨著《子夜》和《山雨》相继问世时，也无一例外地被列入黑书名单，遭到禁止。我们读书会将这两部巨著作为青年人必读之书，在各个文学小组和广大读者中间进行广泛宣传和推广。周浩然在读书会上激愤地站起来大声疾呼：对国民党反动派这种践踏作家人格和作家权益、摧残和毁灭人类进步文化的暴行给以坚决斗！他在每次时事座谈会上，不论纪念什么节日或讨论重大问题时，他都事先做充分准备，列出发言提纲，立场坚定，观点明确，态度严肃地热烈发言。有一次在纪念五四座谈会上，他提出：必须继承五四革命传统，把五四这一爱国运动又是文化运动的旗帜高高举起。发扬五四爱国运动精神，就是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卖国政策；发扬五四文化运动精神，就是要发扬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文化思想对中国的渗透，反对为国民党反动派御用文人的奴隶文化思想对中国新文化的摧残和破坏!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奠基人，又是左翼文艺运动的主帅，要在他的统率下为发展革命文艺而奋斗！
不久，在周浩然的倡议下，我们共同创办了“汽笛”文艺社，编辑出版文艺周刊。我们委托他为“汽笛”文艺社起草了简章，并为刊物设计了封面。他强调这个刊物的宗旨要揭露黑暗，抨击时弊，伸张正义，唤醒民众。在创办“汽笛”期间，他立场坚定，意志刚强，思想敏锐，工作积极，崭露了他非凡的能力和才华。他不分昼夜工作，用犀利的笔触融合着真挚的情感写下了不少论文、杂文和评论。他的文章如同一把把利剑，刺向敌人的心脏；又像一团团烈火燃烧在人们的心头。由于他这一切的表现，激怒了国民党反动派当局，“汽笛”终于被查封了，也逮捕和通缉了“汽笛”文艺社部分成员，周浩然和我也被列入通缉名单。他被迫离开了青岛，而我因已经参加党组织，便在地下党的安排下暂时深入地下隐蔽起来，后转移到乡下，于1935年初由乡下转移到北京。我和周浩然从此失去联系。
1935年7月，我由北京到了上海，当我和青岛一位同志通信时，听说周浩然在这年的5月间，又秘密重返青岛，化名周家美，在《新青岛报》主编副刊。他以“梦熊” 、“猛士”等笔名夜以继日地写进步文章，仅在1个月内就连续发表《星》 、《答唐泉东》 、《给青年作家》、《漫谈文艺》等十几篇杂文和文艺评论。1935年7月，上海法租界发生了法国士兵枪杀中国人力车夫惨案，周浩然大义凛然，愤怒振臂，又在《小青岛》副刊上发表了《法租界的惨案》一文，揭露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他在文章中奋起呐喊：“中国人民的生命不值钱，善良的中国劳动群众被帝国主义任意枪杀，罪恶的刽子手把他们的身躯作为开心的枪靶，不悉中国政府怎样解决这件事……”由此触动了青岛右派报纸，对《新青岛报》猛烈攻击，国民党反动派当局对报社进一步施加压力。返回青岛不久的周浩然正如他自己所表露的那样，怀着“只尽义务，不要金钱；只有奋励，不知懒惰；只有坦白诚挚的努力，没有卑琐猥葸的计较”的满腔热情，却遭到嫉妒、排挤和打击。他无法再工作下去，只好辞去报社编辑职务。我很快给周浩然写了一封信，附在给青岛那位同志的回信中请他代转，但不知周浩然是否收到。后来听到传说，周浩然到前方去了。
但我怎么也没有料到，他投笔从戎，投身革命，担任即墨县委第一任组织部长，于1939年9月在即墨西北边区开展工作时，被敌人杀害，年仅24岁!当我听到这不幸的消息后，我回忆着他那一贯献身革命的坚强斗争的决心，对他的英勇牺牲，我深感悲痛！
周浩然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以惊人的毅力写下了充满革命豪情的几百万字的诗歌、文章和日记，可惜留下来的只有几十万字。
周浩然的一生是奋发进取、追求知识、追求真理、追求正义的一生。他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但看流云笑翠薇，年华转瞬似梭飞。男儿抱有冲天志，万里扶摇奋翅飞。” 诗中不仅表现出一种宽广胸襟和男子汉的雄遒豪迈，更有对人生对社会的知情认识与情感蕴含，表观出一种伟大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既有经世济民的抱负，又有高远的思想境界和博大沉雄的气魄。在敌战区坚持工作最困难的时刻，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今天所受的艰苦，便是明日所享的幸福；我们今日所流的热血，便是明日灿烂的鲜花。”这是多么高尚的思想情操，多么宽阔的胸怀，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啊!
周浩然的生命虽然只有短暂的24载，但他生如闪电之耀亮，死如慧星之迅忽，事业永垂青史，光辉永照人间!（本文节选自《周浩然烈士文集》之序，作者：于黑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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