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费筱芝在文德毕业之后，她去上海我去北京读大学，由于形势的动荡，我们只读半年而辍学，从此就教于母校。我们自信自己的品德学识，要当作什么“伪”学生来甄审，着实感到愤慨和不满，于是毅然参加了反甄审的斗争行列。只记得参加了一些大会小会研究斗争策略等等。后来参加的人越来越多，情绪也越来越激奋，一直发展到12月16日大会上决定全市统一行动晚间出去张贴标语，以示对甄审的强烈抗议。我和费筱芝都参加了这次大会。那时她住在文德校内，我住平原路最南端，相距很远，小组活动按居住地区划分，两个人本来划不到一起，但费筱芝愿与我同行，就相约她当晚住在我家。我们领了标语和住在龙口路（或龙山路）的丁日昕组成一组。活动地区是沂水路、莒县路、湖南路、广西路一带。我和费筱芝把标语一张张卷起装进大衣口袋，按大会决定的出动时间夜11时，与丁日昕会合，先沿沂水路西行。丁日昕拿着一个大浆糊锅及刷帚，他刷一道浆糊，我们就把卷好的标语伸开贴紧，行动快速而顺利。行至湖南路由西向东贴至近江苏路口时，忽见江苏路上由南向北走过两名警察，他们发现了我们，立即停下来。我们已知难于逃脱，便相商沉着对待，做好被捕的准备。于是我们继续前行，到江苏路口。离警察已很近时，警察喝问：“干什么的？”我答：“出来走走。”其实警察早已看见丁日昕手中的浆糊锅，还未及再发问，走在靠墙边的费筱芝忽然闪身拐弯向江苏路口跑去，警察中的一个立刻紧追而去，另一个仍看住我和丁日昕。霎时间听到一声枪响，接着又是一声枪响，只听费筱芝大叫一声，声音异常恐怖凄惨。我和丁日昕被截在湖南路上，江苏路发生的事什么也看不见。我听到费筱芝的喊声心如刀绞，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这时，看管我们的警察也扔下我们跑过去。我呆呆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丁日昕拉我一把说：“快往回跑！”我就跟着他回头向湖南路西向跑去，他边跑边把浆糊锅扔进一处矮墙的花园里，我边跑边把口袋里的标语扔到路边，途经哪几条路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最后沿青岛路向市府方向跑，刚跑上青岛路的台阶，一群“青保”（青岛保安队）迎面扑来，高声大喊：“干什么的！”“抓住他们！”“毙了他们！”一霎时十多个“青保”将我们团团围住。我们已是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这更引起他们的怀疑。幸好是一男一女，便说：“我们溜海边，听到那边有枪声，不知出了什么事……”他们对我们上下打量着，从上摸到下，未摸到什么可疑的证据。又幸好丁日昕胸前挂个“税务局”的铜牌（他当时是税务局的职员），他们见是工作职员，才把我们放了。我和丁日昕分手后，我未回家，径直跑到武定路李青樱（中学时的好朋友）家商量怎么办，两个人一夜未睡，一筹莫展。第二天拂晓就出去打听消息，知费筱芝昨夜已被枪杀了。
费筱芝被枪杀，引起各界人士的强烈震惊和不满，国民党的真面目也就从此暴露出来。在师生们的坚决斗争下，他们只好仓促成立临时军事法庭审讯凶手。军事法庭是由第八军军长亲自主审，审讯的是青岛保安队的一名18岁的小兵王玉明。他承认他们一班人在江苏路从北向南巡逻时见一女学生迎面跑来，他们喝令站住，女学生又转身向后跑，他于是开了一枪。但他说他的子弹是打在地上并未打中女学生。查他的大杆枪，证明枪口确曾射出过子弹，发给他的10粒子弹剩了9粒，证明他的确开了一枪。
我当时是以证人身份参加了这次审判会。我在法庭上强调我听到的不是一声枪响，而是两声，因此还有一个枪子的来由尚需查出。但军事法庭却草率地认定凶手就是这个王玉明。不久将其判处5年徒刑，算是了结此事，而对我的证词置之不理。1956年肃反时，我从一外调人员口中得知，枪杀费筱芝的凶手是第一个追踪费筱芝的警察关相善（音），是他又开第二枪打在费筱芝的股骨附近，导致了费筱芝死亡（从费筱芝的枪口看，打入的是一颗炸子，也不是大杆枪的子弹。）。
其后，教员学生联谊会多次出面交涉，为费筱芝的被枪杀与处理好善后工作，向青岛当局进行了一系列斗争，一直发展至1946年1月14日万人市府门前请愿之壮举，那是青岛市从未有过的万人大聚会，气势雄壮空前。此后，国民党又出新招，指示浸信会（基督教会名）的王牧师出面软硬兼施，逼迫费筱芝的母亲出面要求“联谊会”从速殡葬费筱芝。联谊会不得不尊重其家长，而将费筱芝匆匆殡葬。待费筱芝刚刚殡葬完毕，她的母亲就被冠之以“文化汉奸”而被投入监狱了……。现在回想起来，此次反甄审运动，可谓有得有失。得者，揭露了国民党的真面目，唤醒了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民众，为日后的革命斗争打下了基础。失者，则由于缺乏斗争经验，未能做到有理有节。
我之走上革命之途，就是从费筱芝的牺牲开始的。从此使我认识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坚定了投身革命斗争的决心，使我逐渐选择了共产党，献身于革命事业。
一年以后，我进入了山东大学。紧接着于1946年12月以美军侮辱北大女学生的沈崇事件，在山大迅速掀起了反对美军暴行的运动。稍后，酝酿选举产生了山大第一届学生自治会，自治会的实权，一开始就掌握在进步力量的手中。这为山大学生运动的开展，从组织上有了保证。
1947年的上半年，可谓山大学运生机勃勃的黄金时代。斗争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到了5月20日，南京血案的消息传到山大，自治会发起组织了一次校外宣传，向全市人民揭露国民党迫害学生的罪行。这次行动实则是反饥饿、反内战斗争在山大的一次前奏。
到了6月2日，斗争达到了高潮。这次运动在山大历史上是一次规模空前、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盛大斗争活动。我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活动，而且是比过去更加自觉、更加积极了，应当说这一次才是我在革命洪流中从自发到自觉的一个转折点。
我那时还只是一个党外群众，但实际上已接受了党的领导。由地下党员赵劭坚通过宋鲁和我在山大开展工作。这样间接地打开斗争局面，对党组织来说，的确是很艰难的。6月1日晚上，赵劭坚约我在我家碰头有要事相商，赵告诉我第二天游行，敌人可能要大打出手，学生运动会遭到挫伤。他要我立即回校力争改变斗争方式，以保存实力及士气。组织的指示，我应坚决执行。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怎么办？我告诉他，时至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说服石勃瑜。他是行动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他在同学中有一定的威信和号召力，关键在他。赵问说服的把握有多大，我说他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要说服并不那么容易。不过我和他平日接触较多，彼此有许多共同观点，他也许会考虑我的意见。但时间的确太紧迫了，我去力争。我于是肩负组织交给我的重任，于当晚10时返校。回校路上我已感到气氛与往日有所不同，街上行人稀少，戒备森严，我提心吊胆，躲着时而走过的美国兵，总算平安抵校。一到学校就知道情况又有新的变化，石勃瑜及梁培智、路明3人刚从警备司令部回来，他们在敌人面前已经明确拒绝了第二天停止上街游行的保证。在此情况下，更使我感到要说服石勃瑜改变游行方案，实在太不合时宜了。弄不好反以为我和国民党站到了一起。但我也认识到保存实力的重要，而且意识到这是组织上的意见，我既然担负说服的责任，就应当设法完成。我认定对我来说除说服石勃瑜外，没有别的途径可行。我终于寻机向石勃瑜进言，明确告诉他已获悉第二天敌人要大打出手，因此应以保存实力为重。石勃瑜的确认真思考了我的意见，但他说已经在警备司令部当场拒绝了保证，现在难于出尔反尔了。我问他是否还有别的办法扭转局势，他说时间如此仓促，实在来不及了，我也深知我们的工作实在做得太晚了。
6月2日清晨，校本部已被军警宪特重重包围，许多同学进不了校，电话线已被全部切断，和二三院失掉了联系。石勃瑜决定和另外几人亲自乘校车去二三院进行斗争部署。但车刚行至大学路口，他们便被逮捕。与此同时，刘冠文等在学校附近拍照，也被强行逮捕。顿时白色恐怖气氛笼罩了整个校园。行动委员会在校成员经过紧急磋商，决定先召开大会抗议当局非法逮捕学生的无理行径。会上，群情激愤，怒不可遏，坚决要求游行示威，以示强烈抗议。此时此刻的局面，游行已是无法阻挡了。尽管我们还在尽力扭转局面已无济于事，我们便建议并支持大会改为抗议非法逮捕学生的名义，出校游行。
近2时，队伍高举“抗议非法逮捕学生”的横标冲出校外。但行至鱼山路大学路口便被“拒马”挡住了去路，队伍四周聚拢许多青年军、警察、宪兵、便衣，“拒马”外面聚集了许多“还乡团”。他们的人数，据说是游行队伍的4倍，即4个带枪的对付一个赤手空拳的，可见学生在他们的眼中犹如洪水猛兽一般可怕。
队伍被阻后，便派出梁培智、孙月岫等代表与敌人交涉，强烈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同学，否则游行将坚持下去。由于达不成协议，僵持了两个多小时。校长赵太侔出面调停，同学们仍表示不立即释放被捕同学，誓不罢休。时过4时，敌人终于忍耐不住，一声令下，军警宪特一齐出动，大打出手，整个鱼山路口，血迹斑斑，一片混乱。同学们手挽手高唱《团结就是力量》，在4倍于自己的敌人面前，毫不畏惧退缩。但终因手无寸铁，在敌人的皮鞭、拳打、脚踢，种种暴行之下，许多同学受伤倒地，有的门牙被踢掉，有的口鼻流血。女同学李采由于和孙月岫穿同样颜色的旗袍，被当作孙月岫而被打倒在地，拳脚交加，打得不省人事。我的一只耳朵，当时被打得失去听觉。我当时站在队伍外围，外围的同学都紧紧挽着手臂，不让敌人冲散。我的两只辫子被人狠狠向后拽，终于把我拽离队伍，一张张大手劈头盖脸打来，脸上被打出许多血印。我被拽到卡车附近，眼见一些同学被揪着头发扔上卡车，我也被糊里糊涂扔进卡车，哪儿痛已弄不清楚。只见杨寿元倒在卡车上呻吟，他的一只耳朵被撕裂了一半，鲜血直流，嘴角也在流血，真是目不忍睹。一会儿，宋斌也被揪着头发扔入卡车中。我看到她毛衣上沾满团团黑发，我伸手抚平她散乱的头发，她深深地看我一眼，这无声的交流，却使心底涌上无限的力量和温暖。
所有的人都被扔上一辆辆卡车，然后被拉到第二绥靖区干训班，一起集中在干训班的礼堂里。大家以沉默表示最坚韧的反抗。
国民党青岛当局最后不得不自找台阶，于半夜一时许又把这些学生送回学校，受伤的送去医院治疗……。
“六二”这是山大历史上永难磨灭的一场斗争。尽管没有取得重大的胜利，但革命斗争不就是在斗争、失败，前仆后继的曲折道路上取得最终胜利的吗？若说损失较大的，便是被学校开除了6名在学生中享有相当威望的学生领袖，我们事先警惕不够，事后又未能对他们采取保护措施，听其自找出路而去，这是历史的教训。原来学校唯一的党员宋斌在“六二”之后，因被特务盯梢，终难立足山大，也撤回了解放区。
1947年八九月间，宋鲁和我在赵劭坚的具体帮助下，相继入了党。一个由赵劭坚任组长，宋鲁和我为组员的山大党小组正式诞生了。
此后，我们遵照组织决定：“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通过组织社团等活动，团结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深入细致地作教育、发动群众的工作。宋鲁在学生自治会中贯彻党的意图，我则参加了人员较广泛、进步力量较雄厚的“历史研究会”。同时发起组织了“女同学会”，以调动女同学的力量。
到1948年9月，终因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大量逮捕进步学生，我和宋鲁面临被捕的危险，组织决定把我们调回青岛市委机关。由此在革命队伍里，在党的培养下，逐渐地成长了起来。
（罗焕章、程绍光根据郑荃1986年8月写的回忆材料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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