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钢怀念敬爱的母亲钟卓贤

Admin 发表于2016-05-16 12:48:33
    我的母亲钟卓贤去世已经快23年了,如果活到今年,也将有81岁了。前不久看到舅舅章若明写的一篇《沉痛怀念胞妹钟卓贤》的文章,很有感触。觉得我无论如何,也应该拿起笔来写点东西,以缅怀我那敬爱的母亲。
    母亲1928年5月17日出生在山东省威海市泊于镇屯钟家村的一个富裕家庭,是一对双胞胎姐妹中的老大。姥姥和与母亲是双胞胎的小姨不久均患病相继离世。在她8岁时,姥爷也去世。其后在后姥姥和她的二伯妈照顾养育下成长。1945年,时任中共威海县委书记兼威海卫行政办事处主任,且年长她8岁的舅舅章若明(原名钟毓祝,因参加地下党后改姓章)将她带出农村老家参加了革命,在威海解放区电话局任接线员。194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并作为战地医护人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
    解放后,母亲在徐州的陆军总医院工作,因某种原因作为大龄未婚女军人被调到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公安部队工作。因身体不好且远离家乡,我的舅舅章若明(时任青岛市纺织管理局的副局长,当时全国就只有上海、天津和青岛三个城市有纺织管理局)为此找到纺织工业部的人事司,并联系到公安部人事司,最终在1954年将母亲调回了青岛,安排在青岛纺织医院工作,后又被送往青岛纺管局青岛干部学校脱产进修学习了三年。对这一点,我的母亲经常嘱咐我们兄弟俩(弟弟钟强,现为安徽省合肥市安徽氯碱集团安环部的注册安全工程师),不能忘记舅舅对她人生乃至我们全家的一次重大转变所做出的努力。
    以上大部分的详细内容均可在舅舅的那篇《沉痛怀念胞妹钟卓贤》的文章中找到。1957年母亲与我父亲田野(时任海军航空兵青岛某部团俱乐部主任和海军航空兵第二航校防原子防化学教研室主任)在青岛相识并结婚,1958年随父亲转业到安徽省合肥市,父亲在合肥化工厂工作,母亲在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工作。
    母亲是一个非常能吃苦的女人,由于生育年龄较大,1959年怀我时就患有子痫(临产时的高血压症),以至于母亲分娩时我父亲被问到是要大人还是要小孩的问题。1962年生下我弟弟后,母亲就没有再要孩子,尽管她这一辈子十分想要一个女儿。因为我们兄弟俩都出生在三年自然灾害加上浮夸风盛行期间(而安徽当时又是一个重灾区,据说光安徽就饿死了几十万人),我的母亲为了让我父亲能吃好,让孩子们不饿着,只吃胡萝卜,吃的全身浮肿,瘦的可怜。同时还要带着我们两个孩子去上班,家庭生活的重担几乎全部压在她老人家身上(因为我的父亲当时在工厂里工作非常积极,家里的先进生产工作者的奖状曾挂满了墙壁),使她原本就不太好的身体又患上了高血压、心脏病等。在这一点上,后来父亲等到年纪大了以后感到非常后悔和有愧,这也是他为什么要提前离休来照顾我母亲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的母亲尽管文化程度不高,但对知识和教育的重视程度却一点也不低。从小就教育我们要好好学习,亲自检查我们的作业和督促我们完成她所布置的日记。我们当时不理解她老人家为什么不允许我们跟周围的一些孩子们玩当时盛行的游戏,比如说打弹子、搧方宝等,后来才知道它一是带有赌博的性质,二是容易沉溺于游戏影响学习,而当时工厂区孩子们的学习风气确实不好。在恢复高考并重新重视知识和人才的1978年以后,讲到当年爸爸没有听从她的劝告去合肥工业大学读夜大学的遗憾,看到厂里很少有考上大学的孩子的情况时,我们深感到母亲的远见卓识。
    母亲对孩子的教育是非常严厉的,她常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家有家规,国有国法”,要“形如钟,站如松”、“金训华日记中的:‘每说一句话,都要想一想…是否;每走一步路,都要看看…是否’”、“从小偷针,长大偷金”等,从品德、礼仪、言行甚至生活习惯等诸多方面对我们进行严加管教。曾几何时,我有一段被屈打成招的经历至今令我难忘,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她老人家的教育理念和严厉程度。那是我在小学低年级时的一段往事,有一次我跟着母亲在化工厂区医务所值班(母亲当时已从第二人民医院调回到化工厂职工医院),当天结账时,发现值班室的收入少了几元钱,母亲怀疑是我拿走了,并觉得是我撒谎不承认,从而导致了将近一个星期的逼问兼拷打,屈打成招以后要见到这钱呀,我只好又再次编造放在哪里,实在找不到,又只好说是被花掉了。但不管怎么说,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下乡插队和上大学以后,钟强弟弟因为在母亲身边时间很长,也为不少小事而挨了母亲的不少打。但母亲抱有“棍棒之下出孝子”的传统理念,从长大以后我们兄弟的孝顺情况来看,这句话是有道理的。我觉得母亲对我们的严厉教育,在当时那种社会和工厂的环境下,是起到了较好效果的,当然父亲的善良和说服教育也起到了一个很好的缓冲和辅助作用。
    母亲同时又是一个非常疼爱孩子的女性,有时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护犊子”。打完孩子以后,她常常会把我们抱在怀里心痛地流泪,恨铁不成钢。在遇到外人欺负自己的孩子或者在外面受到什么委屈时,她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前去保护自己的孩子,不惜争吵甚至发生身体接触。因为我们瘦小且老实,在当时那个崇尚力量的社会环境下,我们兄弟俩确实也受到不少欺负。她曾告诫我们:“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要勇于同邪恶做抗争。母亲非常关心我们的成长,什么好吃的,都要留给孩子们。我们身体不好,她经常给我们带回营养针剂给我们注射,而这通常不被我们理解,直到我上大学每年放假回家,母亲还是如此的体贴照顾。我和弟弟至今还记得,母亲吃完晚饭以后,带着我们走在合裕路上,采着荠菜,摘着柳叶散步的情景。还记得周末休息时,父母带着我们去逍遥津公园去游玩的愉快经历。我有一年夏天发烧生病,父亲因已跟单位朋友约好坚持要出去钓鱼,母亲曾为此同父亲吵了一架,由此可见母亲对孩子温柔善良的一面。
    母亲又是一个非常要强的女人,她在单位里要强,工作上如此,在生活质量上也是如此,在孩子的教育上更是如此。她原本走的是一条从护士到护师的道路,但她坚持学习进修,后来获得中医理疗师的处方资格,离休时技术职称是助理医师。母亲在生活上特别的爱干净,家里从来是收拾的干干净净,尽管我们家里有三个不讲卫生大男人是那么的不配合。所有的碗筷都要蒸煮,这在当时的卫生条件下非常难能可贵的。在我读中学时,她就让我经常到附近的一个名叫刘国红的叔叔那里(他是一个颇有文学和哲学素养的人),在那里我接触到了外国诗人的著作,填补了当时在学校学不到的东西,现在可以看出她老人家的用心良苦。记得1978年春参加了77级高考后,尽管通过了体检和达到了复试录取分数线等,但由于某种原因没有被录取时,母亲在人前笑脸相迎,人后暗自抹泪的情景令我终生难忘。在我1985年准备考研究生时,又是她老人家不顾身体有病,远赴千里之外的长春,帮我照顾不满一岁的儿子田俊峰(现已从新加坡国立大学毕业并留在新加坡工作),勉励我考上研究生,盼望着我能够出人头地。我今天能走到这一步,能成为浙江大学理学院地球科学系的博士、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要归功于她老人家。她要是能活到今天,那该有多高兴啊!
    总之,我的母亲尽管生世平凡,但却是一个伟大的母性;尽管教子严厉,但也有温柔的一面;尽管要强,但却不失随和;尽管出身富贵,但却有吃苦耐劳的品质,是一个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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