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回忆起中学时代的读书生活时，总免不了回忆到几位授课老师，印象深刻，难以忘怀。首先是在政治上启发教育我，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影响我一生命运的袁时若老师（即阮志刚同志），其次便是戚简候先生了。
1934年秋，我考入威海卫公立中学（校址在金线顶），直到1937年底读高中一年级时，戚老师一直在这所学校担任教务主任兼物理、化学两门课的教学。讲课时，戚老师总是深入浅出，一丝不苟，一边做实验，一边讲原理，直至学生大都明了为止。真可说是不厌其烦，诲人不倦。他待学生如亲人，亲密无间，一视同仁，从不歧视穷学生、笨学生。他生活简朴，一身简单纯朴跟学生差不多的教师制服，没有半点洋学堂洋教师的派头。与有的教师时常溜冰跳舞，出入交际场合，甚至采花问柳，狎妓取乐形成鲜明的对照。工作教学之余，他就回到城里，帮助料理家务，以尽孝道。在那时的社会里真够得上出污泥而不染，令人钦敬。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从表面上看他一如既往，似乎无动于衷，照样讲他的课，教他的书。11月份，为了纪念北平“一二、九”学生救亡两周年，我们高二（B）班的同学组织了一次下乡宣传发动农民群众抗日救亡的活动，在市面上引起了很大震动和反响。为了“事先要不要报告学校”的问题，班长车学藻与校长张宝山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和冲突。部分进步同学出于义愤，在教室里打了一个支持校长、支持蒋介石的反动同学并准备进一步罢课。在级任老师李先生束手无策，怎么劝说也控制不住同学们激愤情绪时，戚老师来了。他一边压低声音诚挚地一声声的连连呼唤，“同学们！同学们！同学们！……”，一边用手势示意请大家安静。顿时，面临一场爆炸的乱哄哄的教室一下寂静下来了。只听他推心置腹地说：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推举代表与学校谈，只要有我戚简候在，决不会伤害任何一个同学！我们被他的一片真诚感动了，一致默默地接受了他的劝告。在整个事件中，既有袁时若、赵野民等进步教师的暗中支持，又有教务主任主持正义的坦诚态度。在我们方面也做出适当的让步之后，事件终于妥善地结束了。既保护了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又适当照顾保全了校长的面子。显示出他在师生中所具有的真正的崇高威望。据说他曾不止一次保护爱国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同学和资助经济困难的同学，在他的学生中间留下良好名声。
1937年底、1938年初，威海形势处于真空半瘫痪状态，学校在不解而散中自行解体散掉了。我回到乡间，写了一封短信给他，询问他对时局的看法以及青年人的出路何在？他很快给了我回信，意见是意料中的。他说：战乱是很短时间的，不久就会过去。青年人的责任在于求学，有了学问就不愁没有出路。并举例说，“某某学者在南京的某次战火中，一个人躲到地下室里潜心攻读，几年以后，战火过去就成名了。”我知道这是他真心实意的劝告，是他一贯不问政治，专心致志做学问思想的具体表露。我意识到老师的想法太天真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妄图亡我国家灭我民族，不同于与国内军阀混战，那容得中华学子安心攻读研究学问呢？作为中国青年，我们有责任为挽救民族危亡，解救全国同胞奋斗终生！怎么能等闲视之，自己躲起来偷功夫做学问呢？不久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威海市，联系也就中断了，也就不知道戚老师的下落和去向了。
1944年春，我第二次回到家乡工作，通过市内的工作关系了解到戚老师仍住在威海。他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已进入英国教会办的育华中学（除威中的另一所中学），仍任教他的本行物理、化学课。我让城里人戚志让先生带给他一封信，除了问候致敬外，主要是希望他走“曹营汉心”的道路，为抗战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很快便接到他的回信（可惜此信未能保存下来），主要让我放心，相信他的为人，决不会做出有负民族国家的事……。我很高兴，特别使我意外的是这样一位忠厚老实的长者，竟也不避危险地回信表态。我内心十分欣慰，终究没有看错我的老师，而且比起六年前民族觉悟，思想认识竟会有这样大提高，这是我以前根本没有估计到的。
1945年8月6日，我军收复威海卫，我进到市里，回到我阔别近八年的读书求学老地方。在市委市府召开的开明人士和教育界人士座谈会上多次见到戚简候老师。他一改往昔沉默寡言的形象，差不多每次回都争取发言，揭发控诉虽不多，但语气却恳切中听，总喜欢用“过去的一切比如昨日死，将来的一切犹如今日生”近似成语的话来做结束，表示一切重新做起的决心，令人折服。
1947年秋季，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人民解放军受到暂时挫折，进行战略转移，烟台、威海形势危急。市委市府决定：党政民领导机关撤出市区，一切非战斗人员（包括中学教职员工）也都撤至乡区。全市干部群众都在紧急行动。一天，戚简候老师带着他的次子戚彪找到我，他说：“考虑到上有八十岁的老母，下有妻儿数口，一大家子，我一人跟政府走于心不忍，家人也不放心。全家人都带出去又给政府增加拖累，使人民加重负担。想来想去只得留下不走了。”他说他把这个意见已经报告于洲市长并得到他的批准。我也想不出更好的主意，找不到更两全其美的办法，无奈只好同意他的权宜之计了。我为他的安全担心，建议他提高警惕，注意隐蔽自己，以防不测。可能出于为表明心迹，表明他对共产党的信任和对解放军的支持，表明对胜利在望的前途充满信心，他亲手把还未成年，年仅十五、六岁的儿子戚彪小弟交到我手里，要我送他参军，带他干革命。（不想他今天已被党培养成化工部的一个副司长）。这件事使我深受感动，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际此危难之秋，有些人躲避还怕来不及，而他却更加靠拢了共产党，把亲生儿子交给解放军，这是多么不容易多么难得的感情啊！
半年以后，即1948年3月，威海市第二次从国民党军队半占领状态下收复回来，却听到了出我意外的消息。戚简候先生在国民党军队占领威海期间，带着家眷全家移居青岛去了。这时我大失所望，百思不得其解，痛感人心难测，了解一个人掌握一个人的思想实质是多么不容易！但转念一想，戚先生不是那种人，决不会干什么坏事的，却又疑忧参半了。
1949年6月，青岛解放。我出任青岛市青年联合会筹委会主任，因为工作忙碌，加上不了解戚老师的地址和情况，一直未能主动去拜访他。不久，戚老师却先来看我了，主动谈了分别后特别是到青岛以后的情况以及其它居留青岛的原威中教师的情况。我调到市委机关工作以后，这种往来就更多起来。有次戚老师找到我，为他失业的长子戚怡先同志报考国棉四厂企业会计事，要我给写个介绍信或者打个电话。因为我与四厂的杨琳同志熟识，很顺利地办妥了这件事。我为能给我所尊敬的老师些许帮助而感到自慰。
由于戚老师终究在解放区的威海市工作和生活过几年，又由于我们市委正确贯彻执行了对知识分子和开明爱国人士“来去自由”的统一战线政策，特别是由于国共两党，国民党军队和人民解放军之间对比的深刻教育，终于使这时的戚简候先生真正的彻底的转变了。他的政治觉悟有了空前的提高，工作更加积极，真可说是孜孜不倦，鞠躬尽瘁，赢得师生敬重，先后被提拔担任青岛市女中（即后来的二中）副校长，青岛市教育局副局长，后来又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并被选为省政协委员。1958年，光荣地加入为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先生多年的夙愿，找到了最后的归宿。
戚先生79岁时走完了他一生为人民为学生服务的光辉道路，寿终正寝。简候老师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一九九五年年五月十七日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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